《人民文学》一直把自己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在新时期（1976—1989年）期间一直如是，因为在政治层级体系中，《人民文学》一直是级别最高的刊物，与当时的地方文学刊物相比，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这一时期人民也一直视《人民文学》为最高的文学殿堂，阅读《人民文学》可以看到国家文学的最高成就。然而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到了后期其“国刊”的影响力就日渐式微，到如今，在强调市场化的今天，众多刊物中只有比较谁的刊物中的作品更有影响力，谁的刊物拥有的读者更多，至于刊物领导是局级是处级还是科级，这个早已不重要了。——在《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一书中，作者郑纳新对此做了分析，他认为主要是因为随着文学主体性的勃起，文学本身在探寻着新的变革，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相继崛起，改变了新时期的文坛格局，开放的《人民文学》因为主动接纳了这些更为抽象更为讲究形式的文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大众。个人认为这个分析是很到位的，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进入到新时期以后，随着社会思想越来越多元化，读者欣赏开始出现多元化，其必呼唤刊物内容的多元化，作为一本刊物，不论你登载什么都会有顾此失彼，到了其后期堕入了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这个其实也是社会的必然。

在新时期《人民文学》和它所代表的“人民文学”经过由鼎盛到衰败，复刊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段时间是《人民文学》的黄金十年，《人民文学》主动转变文艺政策开拓文学上的崭新空间，一时间“伤痕—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乡土市井文学”以及后期的“探索文学”的引领了文学潮流，收获了无数读者的拥趸。但到了后期，随着社会对文学的需求越来越大，其他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这必然会分流《人民文学》的读者，特别是思想多元化以后，《人民文学》无法满足众多读者的不同口味，必然无法成为“主体性”刊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纳新先生为了说明当时《人民文学》的权威性，穷读了新时期《人民文学》刊物中所有作品外，还参阅了同时期的其他的地方文学刊物，里面都是准确的数字和精到的分析。——这个是作者实力的体现，也是本书最具有史料价值的地方。

为什么选《人民文学》这个刊物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呢？作者说：国家与《人民文学》之间有“拉力与应力”的关系，在新时期《人民文学》一直感应着国家变动，这种动态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紧张状态，作者认为最值得关注。

还有，虽然《人民文学》创刊是在1949年10月25日，但1976年复刊时候却被定位再次“创刊”，直到1978年第2期系列号本来是第22期，突然变成了总第221期，这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当然也只有细心的读者才能发现这些细微的变化。是创刊抑或是复刊，一字之差，意义迥别：前者是复刊时候沿续了极左思维，依然是在否定“十七年”的文学，当然也否定“十七年”的《人民文学》，后者是表明继续延续十七年的历史自觉。——这里也表明新时期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是以传承十七年文学为己任，即非自觉溯源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也非彻底否定十七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这一提法。

于斯书，深刻者可以看出一本杂志的命运与社会和民族的命运的关系，文论家可以看出一本杂志的兴衰与文学的兴衰的表里关系，不过看热闹的人确实看出了早年的文学确实不是现在这一副衰相——早年的匕首和投枪早已成了钥匙圈上的起装饰作用的仿真品、闲暇时候把玩的消遣品，原来定义的文学现在确实已经处于半死不活的一种状况，这一点应该无人置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