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中大学生毕业离校的时候了，看到学生们拖着大包小包走出校门，想到自己所带的本科生、研究生正在或已经走向这个他们或期待、或彷徨的社会。心中却怎么也产生不了“桃李满天下”的豪情，悄然而生的是惆怅、茫然，甚至有一些愧疚。

我常把高校与大学生比作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企业，应该提供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或服务，而消费者则有权利对其产品或服务进行挑选和挑剔。这种市场化的比喻当然不能概括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全部关系，但服务与被服务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涵。关于当代大学生，存在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无法否认的一点是：他们绝对是天底下最善良的消费者。他们或许没有认认真真读书，却在扎扎实实交费。他们把青春与希望交予了学校，却不得不带着一种远比希望更加复杂的情绪从学校重新起飞。

作为学校与老师，又给予了他们什么呢？

有人说是工作。我不清楚今年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状况。工科学生或许还可以，但文科生就业艰难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就业难并不一定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很可能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有人鼓励大学生要不挑不拣，从基层干起。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如果要我对即将找工作或许久仍找不到工作的同学做励志演讲，我大概也会这么说。但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提供的专业教育最终无所施展，或是仅仅被作为了一种素质教育，专业教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特别是，当文科大学生因为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而只能接受像农民工一样的工资水平时，整个大学教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

有人说思想比技能更加重要，这点我同意。可是，我们的大学与老师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吗？当我们老师自己成为学术线上的操作工人，成天为发表文章、申报课题而托人、打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课堂上教育学生如何为领导开电梯、向领导敬酒成为见怪不怪的时候，当我们讲着自己也不相信的两课教育的时候，看似神圣的大学校园里还有多少真正的思想可以坦荡地交给学生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至少就笔者所认识的范围来看，还是有一些老师在为理想和信念而坚持，在尽自己微薄的努力。而且，其中的原因也不全在学校。有些老师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问题：当学生走向校园就发现，找工作时关系比能力更重要、做业务时喝酒比方案更重要的时候，培育学生独立、自由的思想究意是在帮他还是害他？

在这种纠结中，高校发展了却没有真正成长，学生成长了却没有得到发展，老师们其实也无所适从。前些天有个刚毕业的研究生打电话给我，他把毕业答辩的全过程拍了照并配上简单的文字说明，发在了腾讯网“中国人的一天”论坛上，结果引来众多批判，其矛头指向是为何短短的一天有14位同学答辩而且全部通过，有学位批发之嫌。这位研究生很不安，因为他担心会给母校抹黑。我当时安慰他，说这不是大问题，经得起考验。现在想来，我应该说这不是“根本问题”而非“大问题”。那些批评确实有其道理，这反映了当前中国高校正在成为学位批发商这一现实，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根本问题不在答辩会场，而在整个制度改革。试想，在具体的个案中把一些可能相对较差的研究生不通过有意义吗？没意义。如果你不“批发”别的高校照样“批发”，这是不是对那些被你卡下来的研究生不公平？而且，当你明知道这些学生以后从事的工作多半与专业、与毕业论文的内容无关的时候，你去仔细较真的意义又何在？

其实，我是主张对学生严格教育的。对于学生们的课程论文，无论是专业课程还是面向全校的选修课程，只要发现抄袭，一律判定为不及格。但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对于毕业班，说实话我通常还是网开一面，因为我不想出现虽然主观上是为了他好却在客观上害了他的情况。

但这样走中间道路或无所适从地混下去终究是不行的。对个体而言，这是在浪费学生们宝贵的、一生只有一次有的青春；对整体而言，我无法想像一个没有精神、没有信仰，仅靠关系与财富，内外都散发着自私（如对他人）和狂妄（如对环境的破坏）的民族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面对铁桶般坚固、令人窒息的制度与环境，老师能做的有限，但毕竟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至少，你可以不必在课堂上讲那些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可以教授给学生一些融入社会的基本技能。特别是对于文科生来讲，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有着流畅且得当的表达能力，养成敏锐、严谨的思维习惯，可能比掌握那些枯燥的专业知识来得更加重要。也可以创造条件让学生尽可能地了解这个社会：不是迁就它，而是适应它并最终掌握它。作为老师，你不应该鼓励学生随波逐流，但也不能看着学生被大浪所淹没，最好的结果是你的学生能够熟知水性、驾波驭浪、挺立潮头。

更上一层，则是必须有大学制度的改革。没有大学制度的改革，老师的作为终究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大学的专业设置应该调整。一方面，本科层次的许多文科专业，特别是应用性不强、没有就业市场的应该取消。一些人文专业可以研究生层次开设，培养为专业的教研人员，这样既做到了文化传承，又避免了把更多毕业生推向专业不对口的市场。另一方面，则是把文史哲教育变成通识教育，变成所有大学生的必选课程，以利于加强大学生的人文修养。目前大学的通识教育已经变味了，许多老师把它开成了应用技能教育，而不少学生们仅把它当成拿学分的手段，我就碰到过一些从不去上课然后却敢于打电话给我要学分的学生。另外，为了给真正的通识教育留出学分与时间，无所不在的英语和两课教育应该考虑减少，它们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中占了太多的比重。在这一层面，那些校长们必须承担重要责任，不是从政绩观、从个人前途而是从对学生、对社会负责的角度出发，敢于并善于推进教学改革。记得曾有人言，即使在当前体制下，校长们还是可以干很多事情，关键取决于你的意愿、能力，可能还有技巧。

应该承认，没有更广泛范围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改革，这种学校治理制度的改变将会比较艰难，目前正在蹒跚行进中的南科大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为了使校长们能够认真负责地进行改革，就必须改变整个高等教育管理。在其中最关键的是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最核心的体现是校长由谁来任命。如果校长的官帽子仍然捏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手里，要校长们放手去干只怕也难。所以，高校改革要真正得以推进，就必须使校长由整个教育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部件变成真正对学校、对学生负责的管理者和服务者。其办法就是让校长由社会、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的理事会产生，并且实现教授治校。也只有从行政上切断高校对教育主管部门的附属地位，也才有可能使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摆脱教育部门那种越来越脱离实际、越来越异化的数量化考核体制，为学校与学生的自主发展赢得空间。而这种进一步的改变，又关系到对整个国家体制的改革，其责任就落到具有关键作用的领导人身上。温总理希望大学生能够仰望星空，但仰望星空的基石，却必须由像温总理及其这一层次的人来奠就。

不说多了，说得越多可能越像在为作为老师的自己开脱责任，而我的意思是：对于高等教育，老师、校长与执政者都负有自己的责任。这些责任相互关联，却不能相互取代。面对一届又一届由家庭走入校园、又由校园走向社会的青春生命，尽管别人做得不够，你也无法为自己开脱，也不应为自己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