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是针对神权提出的

             文/徐躬

欧洲的近代史，现在的确是应当要用心去研读。它作为领导工业革命成功的地方，目前在史学研究中还有不少问题未能厘清。如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提出的人权主张，以及人文主义，欧洲人用过了，就弃之不论了。可如今中国人捡来就用，却并不太了解它的历史意义，因而有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

欧洲近代史的总体时间不长，而在其中可资借鉴的一些启示，有益于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大约用了五百来年的时间，欧洲这样是在一个神治社会中，出奇地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革命。这其中道和可道的学问确有不少，不过，到目前为止，在哲学上这方面的总结显然是滞后的，还没有给予一个系统性的诠释，以资思维的营养。比如，所谓成功，往往是从最失败的地方先开始的，或可得到的，工业革命在欧洲的胜利，就是这样的突出例子。一般认为，古欧洲式的神治社会，比较于古中国的人治社会，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当然不够理性，是很失败的。这一点，史学上已经定义的中世纪黑暗结果，是相当正确的。而中国人相信的‘知耻而后勇’哲理，用在十三世纪开始觉醒的欧洲人身上，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不过，在深入考量中，还会发现到中世纪后期，已经知耻的欧洲人，在他们勇敢的行动前，并不是在先有谁设计好了的要朝着工业革命方向去开跑的，而是在朦胧中先从文学艺术和建筑方面默默地向一潭死水的神权挑战。是这样相持了约有两百年的时间，到十五世纪以后，才慢慢开始有了所谓的思想变革的要求，即史称的正面的人文主义批判。到这时，是终于直接地展开了向神权那里讨要一些人权自由的争辩。所以，在今天看来，所谓‘人权’，以及‘人文主义’，其最初的提法，事实上都是针对神权而言的，而现今在中国新闻中常说的欧美政客动辄挥舞的什么‘人权大棒’，其实是指的‘民权’【因而在今人的翻译中须得区别，以免史今混淆致用法不当】。

五百多年前，欧洲当时人文主义思想的活跃，几乎是一边倒的占了上风，结果很快促成了宗教改革。在十六世纪兴起的欧洲宗教改革中，较为成功的是英国，他们搞出来的一种‘英国国教会’，是首次在欧洲把一直不可一世的基督教置于国王和国家法律之下，即初步实现了由神治社会到人治社会的转型----这一点，史学家界却一直未能给予正面的总结。因为，只有国家的行为，才是主权行为，正是英国的这种出其不意的社会转型，为它所领导的工业革命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然，若是依旧是在宗教之下的小公国名分去搞工业革命，可以想象，绝不会有一条教义教规是允许的。也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又使得欧洲各个小公国相继效仿，于是加快了欧洲整体工业社会形成的步伐。相比之下，后来的阿拉伯世界，却是一直处于一国之内的宗教派系纷争之中，依然是相信宗教神权好像比国家主权重要，因而在进入工业社会的行路上显得步履艰难。

所以，只有是在进步到人治社会的条件下，才能由国法自主地去处理具体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当今常用的‘人权是由主权保护’这句话的本意。历史也是这样用铁的事实证明了：在神权之下，才根本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这方面的例子太多，比如今天的非洲，还在强行实施女婴割礼的野蛮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