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中国发生剧变的一年。这不仅从社会的动态中看出了征兆，大自然也露出了征兆。古人所谓“天象示警”，在这一年似乎被验证了。

1976年3月8日，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降落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15时1分59秒，一颗陨星在吉林市金珠乡上空发生爆炸。陨星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大量碎小的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大屯乡李家村和永吉县江密峰乡一带；而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偏南方向飞行，先后落在吉林市郊区九站乡三台子村、孤店子乡大荒地村和永吉县桦皮厂乡靠山村，最后一块陨石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坠地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陨石雨降落的过程中，可观察到火球，并伴随爆裂的巨响。至4月22日，收集到陨石一百多块，总重量为2600公斤。其中最小的重量在0.5公斤以下，有三块重量分别超过100公斤的陨石，最大的一块陨石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陨石重量（1078公斤）。

毛泽东看到这篇新华社通讯之后，颇受触动，沉思良久。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话时讲到了“人天感应”，讲到了人事发生巨大的变化常常通过天象预示出来。他这种不无忧虑、又不乏调侃的说法，表明他对中国的命运以及自己的命运有某种隐约的预感。

天安门“四五事件”虽然过去了，但它无疑给了毛泽东沉重的打击，也给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沉重的打击。当江青一伙兴高采烈地高举酒杯庆祝胜利时，孤寂中的毛泽东注定是心事重重的。他一向对历史的演变有着很好的感觉，此刻，他对未来的发展一定有着独特的冥想。

天安门“四五事件”之后，毛泽东的生命更衰弱了，多种疾病严重地侵扰了他的身体。而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也到了其生命力的最后阶段，显出了越来越深重的衰败。江青一伙还在那里忘乎所以地开展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的视野中根本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天幕已经越来越黯淡。而1976年的毛泽东，则不可避免地经常想到自己身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生征战，他一定满怀沧桑和感慨。

在他病情更加沉重时，他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及王海容等人，对他们做了带有遗嘱意味的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段讲话对于我们透视毛泽东的人格、透视他心灵深处的人生观是特别重要的。他将自己1949年以前所有的作为归于他人生做的第一件大事，而将文化大革命归为他人生做的第二件大事，也就是说，1949年夺权以来的所有作为，在他眼里真正有意义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们只要沿着毛泽东的思路想一下，就能看清楚，他从1949年以来的全部革命实践确实可归结为文化大革命。

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他而言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过渡时期，而且，有苏联的模式作为先例。当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表现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空想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当然地失败了。作为这个失败的结果，也作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惩罚，就有了1960年以后的经济困难时期，也有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的“资本主义复辟”。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推动对社会上“资本主义”和“党内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指挥下，一口气搞到1976年这第十个年头。

当毛泽东将自己1949年以来的全部作为归结为文化大革命一件事时，我们尤其看清楚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全貌。

1976年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这对从井冈山时期就与之共同创业的毛泽东一定也有某种深入生命的触动。无论他怎样推论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那种生命的直接感觉又会告诉他另外一些事情：周恩来逝世了，朱德逝世了，他自己的生命也到了最后的时刻。有关吉林的陨石雨报道多次在他的意识中浮现出来，特别是当陨星爆炸后，除了散落五百平方公里的陨石碎块之外，其中有三块100公斤以上的大陨石，最大的那块1770公斤。他不能不对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后自己生命的即将结束做出预想。

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地区发生了几百年来罕见的大地震，波及天津、北京、辽宁、山西、山东、河南、内蒙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死亡人数二十四万以上，七十余万人受伤。当人们把毛泽东转移出屋外时，他基本上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唐山大地震的惨重损失，使毛泽东又受到了一次直接落在生命深处的打击。从那以后，这位伟大革命家的生命进入了风烛残年的状态。

江青、张春桥等人利用毛泽东这种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挟天子以令诸侯，更为变本加厉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的全部行径注释了最典型的政治近视。利益造成行为的动力，利益也造成了视野的局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个政治势力似乎毫无现实的判断，他们虽然也谈“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然而，他们全部带有疯狂意味的政治操作，都显出了他们在自己政治生命最后阶段的利令智昏。

他们绝对没有真正看清楚一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天下，现在全凭毛泽东个人的权威支撑着。历史在这里向我们说明，一个伟大的人物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一个多匀忽略的重大因素。他的权力，他的力量，他的影响，是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他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势能。只要毛泽东一息尚存，他的存在就以巨大的威势罩在中国上空。倘若毛泽东再健康地活过二十年，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重写。

然而，毛泽东的生命和文化大革命的生命就这样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了一起。当文化大革命临近崩溃时，也是毛泽东的生命临近结束之时。历史有时候会因为一个重要人物的去世而发生改变；一个伟大人物也常常因为历史的遗弃而结束生命。

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命题都是真理。

倘若文化大革命不是像1971年以来那样屡遭挫折，日渐衰败，毛泽东的心理乃至生理也不会受到那样大的打击，他可能会更长寿一些；反之，如果毛泽东能够再长寿一些，文化大革命又可能更延长其生命。

伟大的历史人物真是和历史联结在了一起。

历史不再需要他了，他对历史也不必再负有责任了。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最不可忽略的人物毛泽东与世长辞了。

往下不到一个月的历史，是再简单不过的。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个长期超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革命”势力，对失去毛泽东的中国局势缺乏最起码的清醒判断。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夺取政权、建立他们的统治时，当他们通知上海这些根据地准备庆祝特大胜利的鞭炮锣鼓时，10月6日，他们的政治生命以非常简捷的方式宣告终结。

这一天，他们被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解决掉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迟群、谢静宜、毛远新等人相继被捕。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一天，彻底结束了。

这是历史第三次向毛泽东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而这一次，毛泽东只能在天国听到这个宣告了。

（作者：柯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