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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民主意识-民可成王
文/徐躬
一般认为,中国人从二十世纪初才意识到民主重要性。作为一家之言,也算是在迷失中的聊胜于无吧。这种看法,不过是从西学皮毛中捡来的一个时髦用语,套用在了当时旧中国要求变革的文化运动中。其实,中国在春秋战国那阵子就已经很民主的,在后来还有陈胜吴广式的、以及科举式的民主。
民主,单就社会学而论,其实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它不同的含义,这一点,在古今的中外文化中,概莫如此,故而其概念不一定,所以有到了什么山上唱什么山歌的意义。现今中国人口口声声说的要民主,热情颇高,但言辞笼统,显然,多半指的是现代西方那种民选政府形式,与1919年五四运动时对民国初期高喊的‘要民主’内容也不一样。
其实,民主的意义很宽泛,因而它也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需要强调的,民主,是作为管理系统中的一种组件,怎样使用它?就技术而言,同样是要讲究对应条件的。比如,中国历史的远古不论【如夏前有过的禅让制】,单看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诸子争鸣现象,就能实实在在地体会一下中国式的民主了。史学上通常那次民主运动说成是‘一次思想大革命’。这是一种概括性的结论,显得有点抽象而空洞,当然,这是史学研究本身的特点:定性了事。
现在,用社会管理学的话来说,两千多年前的那次百家争鸣,其实就是一次‘思想大民主’的伟大时期。可想而知,能够使得平民思想大鸣大放,能够能从平民中成就英雄辈出,能够让平民思想变革历史走向,这是怎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实在是让后人无比向往。但是,这次思想大民主发生的技术条件,事实上,是会有人非常的不满,比如生在当时的儒学宗师孔子,他就捶胸顿足地吼道‘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因为那时的周代天朝已经式微,基本上没有谁再把什么天子放在眼里,即礼崩乐坏,事不稽古,各路诸侯是连年征战不已,天下大乱,属于国家王权专制的社会形态,已经是处在失控的全面动荡之中。是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才有了思想自由的机会,才有了甩开膀子大鸣大放的空间,才有了百家千言的精彩时间,所以,从变革社会的意义看,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地让思想民主了一番【只有近代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可与之堪比】。
是在那样一种千载难逢的环境中,出现了一次全社会‘被民做主’的历史,其主要特色,就是在特别的政治民主条件下,相伴产生真正意义的思想民主。乱世出英雄,尤其在思想领域的历史中更是如此。比如,像孔子,其人本心是不满当时现实动乱却被后世推崇的大思想家,如果没有那种伟大时代,显然也就不会有他了。事实上,他因为不满当时动乱的现实,呼吁大家要通过‘克己’去达到‘复礼’的主张,这从政治学意义上看,当然就成了反对思想民主和反对社会自由的‘治乱’宝典。显然,这也是在他六百多年以后,被汉武帝从历史尘埃中翻了出来,抬他为独尊地位的主要理由,从此,它是整整两千多年主宰在着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故而到现代的中国人,今天对孔子是说爱不成是说狠又不易,确实有点两难。因为,在争取当代社会民主方面,人们是一直把孔子当成了一个可恶的障碍,而在文化的理性教化方面,人们是已经把孔子习惯地当成了可敬的宗师。这其中的恩恩怨怨,痛苦地缠绕着当代中国人。
民主形式,在社会管理学中,是要求有相应匹配条件的。
比如,秦末的苦役陈胜吴广,他们开创揭竿而起的民主方式,作为一种激烈的暴力手法,相对于王权而言,其条件就是官逼民反时出现的,即不逼是不会有谁反的,一旦相逼过甚,民众不惜生命的代价也要为自己去做一次主的。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在政治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就是演义的这样一种怪圈,从‘民起’到‘成王’,再到民起到成王,两千多年了,始终没有走出这种循环。正如孙悟空说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其实,这就是旧中国很直白的民主意识----民可成王。只不过是了用了战争的手段,去满足民主的要求罢了,然而其手段惨烈,场面恐怖,结果是给社会的破坏度过大。
可是,当今有些中国学者却要去生套西学说法【注意前文多次提到西方过去是欠缺人治社会的历史事实,他们在这方面的无知应当是有目共睹】,把农业社会旧中国的那种民主意识,硬邦邦地要去贴上‘农民战争’、或是什么‘阶级斗争’等标签。昏昏然的,不着边际!这是在根本上就没有搞清状况,结果是误人子弟,到今天,倒让中国人感到民主这玩意,好像是一个很有些神秘的东西。
再如,中国历史上有过的‘科举’制度,那也是一种民主方式,而且,可以说是在一个绝对王治社会的条件中,这已经是相对较好的民主手段了。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如果去追求齐国平天下理想,想要在管理社会方面有所作为,不仅有希望,也有机会。显然,参与社会管理,是需要基本的文化素质,那么文的或是武的,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被国家挑选上,参与政府工作,于是,科举方法应运而生。当然,凡事有利弊两端,因为科举逼出范进疯子一类的副产品,也时常遭人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