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无奈于“覆盆效应”

     “覆盆之下多沉冤”。这是《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感叹之语。想起之，是因为江西籍农民工钟有水在广东省江门市打工，就因为穿着差，骑一辆旧自行车而被警察抓走，被他们打得血流满面，还在派出所度过了恶梦般的一天一夜。人抓错了，遭难了，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放人了事，还强迫当事人把头上、脸上的血洗净才走，没有赔偿，也没有一句道歉的话。

　　  《中国青年报》这篇以《一个农民工不堪回首的一天》为题的特别报道，网易、搜狐、腾讯等多家网站都放在新闻频道的显著位置，反响很大。但人家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你报道了又怎么样？反响大又能怎样？

　　  这位农民工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和精神打击，却说：我不要赔偿，只要还我一个做人的尊严，请抓我的警方向我道一声歉就够了。

　　 难道道歉一声就比登天还难吗？我想江门市公安部门的领导心胸不至于如此狭隘，其素质也不至于低于连初中也没毕业的那位农民工。其实不是心胸狭隘，也不是素质低，而是地方权力的“覆盆效应”在作怪。知名学者贺卫方先生在《“虎照门”与诚信的考验》一文中，也引用了蒲松龄的“覆盆之下多沉冤”。他说：我们这样的体制架构不就是在强化着一个个地方权力的“覆盆效应”么？“虎照门”涉及的还只是一起没有直接受害人的事件,那些冤狱的受害人当更能感受到不透光的“覆盆”之下的无可奈何啊。无辜被抓的农民工钟有水就感受到了这种不透光的“覆盆”之下的无可奈何？我们的媒体也同样感受到不透光的“覆盆”之下的无可奈何？

　　 《中国青年报》报道农民工钟有水无辜被抓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听到当地警察方面对受害人的公开道歉。江门市有关部门就如此傲慢，对媒体的报道视而不见，对民众强烈呼声充耳不闻？这种行为事实上是蔑视舆论的监督权，也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与我党追求的依法治国方向明显相悖，缺少了知错就改的雷厉风行精神，是一个现代法治政府所不能允许的，也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江门市警察无辜抓农民工，再一次表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堂而皇之地对无权者造成伤害，而无权者则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求告虽有地，自卫却无门。在这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僭越之权力面前，让人感到的是恐惧感，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人身安全还能有保障吗？

　　  和钟有水一同无辜被抓的人，选择了沉默，忍气吞声。不忍气吞声又能怎样？滥权违法者拥有庞大的关系网、保护伞，受害者知道自己奈何不了对方。事实也证明，这种忍辱负重往往是弱势者的“次优选择”，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诉求，即使打官司也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江门市公安局是政府的一个部门，面对无数热切的目光，岂能让人们期待成空？良好政治制度的基本出发点，是以清明的吏治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自由与公平，并捍卫人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当社会大众对政府有信任感时，有矛盾可以缓和，有错误还可谅解，政府还有较大的空间容纳问题。而一旦政府信誉破损，诚信丢失，政府还能那样从容处事吗？失去民众的信任，社会便失去了结构弹性，如果到了这种程度，问题可能就是一发而难以收拾。

　　  司法是道德的最低标准，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不管什么人，什么机构，都应该尊重法律、服从法律。任何文明社会，殴人致伤、危及公民人身安全都是愚昧野蛮的行为，警察是执法者，就更具有欺人太甚的色彩。警察无辜抓人、殴打人就是执法犯法，肆意侵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对人的最基本尊严的极端漠视，也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与声誉。如果这样肆意践踏公民自尊，侵犯公民权益的事得不到严厉惩罚，这样的事就还会一再发生。

　　  浙江省纪委一副书记说，单靠纪委自身的力量监督总是有限的，媒体更贴近群众，在监督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凤凰周刊》曾如此表述舆论监督的根本机理：通过公众监督，使公权力的行使变得透明；并且通过公共评价，确立公权力行使的合理边界，为权力筑起篱笆，为民间私人领域树立屏障，使公权力不能无所顾忌，无限膨胀。但问题是舆论监督能筑起这个篱笆吗？

　　  农民工钟有水无辜被警察抓，被殴打，舆论监督后，江门有关部门的漠视行为，就再一次表明舆论监督无奈于“覆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