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这样一个标题，其实省略了一个字-----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姓氏“胡”，为什么呢？是因为“胡锦涛”这三个字在网络上往往是被屏蔽的，我的文章标题里涉及胡锦涛三个字时在大陆网络媒体上会百分之百的看不到，之前就有网友抱怨遗憾很晚才看到我七一当天的独家评论。从传播学的角度说，文章标题里涉及胡锦涛三个字时在大陆网络媒体上会百分之百的看不到是件很遗憾的事情，去掉一个“胡”字时被屏蔽的空间大大减少了。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170多年的历史，概括地说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我们伟大的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我们伟大的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我金久皓比较欣赏这样文字，在这里我注意三个伟大分别是“祖国，民族，人民”。在我的感觉里，如果胡锦涛以这样的文字作为开场白一气呵成的去演讲一定更加完美。40多年前的1960年代在北京清华园作为与老印一起领导负责并集中老边、老万等一大批当时的文艺精英青年的清华文艺社团领军人物的“大帅” ，胡锦涛如果以当年清华文艺社团领军人物的“大帅”青年之气魄来演讲我相信他足以彰显演讲大师之风范，但是在中共长期的惯性体制下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不可能去摆脱中共数十年固化的整体行文和演讲路径。

我注意到近日不少体制内的党史党建专家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相关新闻评论专题节目大谈“七一讲话”和评论“七一讲话”，给我的感觉是体制内的党史党建专家套话和假话比较多，真正有能力不说套话和假话解剖和客观评价“七一讲话”的体制内的党史党建专家凤毛菱角。说句实在话，我个人还是认为胡锦涛“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的提法是“七一讲话”的一个最大亮点，这个亮点就是首次公开承认“四个危险”，只有承认问题面对问题才能去想办法解决问题。我已经发表言论说过：这是胡锦涛1992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和2002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首次在中共党建思想上提出“四个危险”,“四个危险”言简意赅的概括了中共从1949年10月建立政权以来存在的核心问题，是中共党建思想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进步，能客观的承认中共“四个危险”的现实显示了胡锦涛区别于革命家出生的“革命”思维而重点思考了“执政”思维。胡锦涛北京提出“四个危险”是对“三个代表”的突破，从党建“三个代表”认知到现实具体的“四个危险”认知，这种党建认识论上的进步值得关注。而且我金久皓也进一步指出了“四个危险”应该进一步深化和研究以便尽快找到破解“四个危险”的解决之道，如果找到了“四个危险”的解决之道，那么胡锦涛提出的“四个危险”可以完整的成为党建理论，一种理论既要有认识论上的突破更要有方法论的可行性实施方案。如果胡锦涛找到了“四个危险”的解决之道，那么胡锦涛的党建思想可以概括为党建“四解之道”重要思想。中共能否有能力和有人才找到“四个危险”的解决之道，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在中共的历史地位，如果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在任期内没有找到“四个危险”的解决之道，那么这个历史使命需要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去解决，如果中共第五代找到“四个危险”的解决之道则中共第五代可以进一步在改革实施上突破而找到自己区别于中共第四代的理论新地位。

细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七一人民大会堂演讲，以下表述值得解读：

“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这是深刻认识到民心民意的重要性，使人们对反腐败还寄予一定的厚望和期待！

“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这是深刻认识到“权是民赋”，是胡锦涛对他概括的“三个代表”的实质是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二个月（2002年12月）提出的“三个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了集中回应-----“三个为民”的前提是“权是民赋”（权是民赋这四个简单的字由金久皓独家总结）

“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 使人们对制度改良来管权管事管人而破除特权寄予一定的遐想！

 “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这是总结和继续开启“改革大业”的宣言！

“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这是旗手般的表态和行动信念系统的一种意识沉淀和信心，只有这样“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的信念中共才可能改良和新生！

   我对历史是比较有研究的，而且基本上是天生的对读过的重要历史书基本不用背永远不会忘记核心内容，在我的印象中其实中共90年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情：

先说值得记忆的缅怀的正面肯定的参与性事情（依然是金久皓独家观点）：一是以陈独秀为最高领导职务的中共中央倡导和促进协助国民党北伐，协助国民党北伐促进国民党从形式上统一中国是当时进步事件；二是以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等为军委负责人的中共中央倡导和促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助国民政府抗日。

再说毛泽东晚年自己总结人生二件大事或者中共二件大事：一是打败蒋介石将国民党赶到海岛台湾，建立了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发动和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其实这两件大事抛开意识形态来说是不能作为正面事件大力“宏扬”的，而且“文化大革命”在后来被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中共中央彻底否定了的，“文革”是彻底的民族灾难。

所幸的是邓小平力挽狂澜，重用胡耀邦等党内改革派人士开启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

现在看来90年中共做了3件大事，前2件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走远，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最大的事情是改革开放！中共90年来其实做的最大的对民族有好处的一件事是改革开放！我们大力的去劳命伤财的宣传《建党大业》不如宣传《改革大业》，中共建党90周年没有把《改革大业》作为核心而是把《建党大业》作为核心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共宣传战线的认识误区和重要败笔，造成90年了还没有从“革命”思维转变到“执政”思维，老是停留在僵化的中华民族内部的“革命”“暴力”思维里，中华民族前途何在？因为中共只有继续“改革大业”才能继续前进，过去的“建党大业”是好是坏估计没有太多人去关心了而且根本对中华民族起不到任何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只有“改革大业”继续高举并继续深化才能从根本上对中华民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未来必须靠改革，离开改革中国没有任何希望！

最后我想说，“祖国，民族，人民”应该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只有把“祖国，民族，人民”作为利益和动机的最高出发点，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民族伟大的人民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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