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的剩余价值

司马平邦

据说，连台湾的那位非美女女作家三毛的笔名也因她过度喜爱张乐平老先生的《三毛流浪记》，我是长大红旗下走在春风里的一代，生下来就承受着社会主义阳光雨露的哺育，当初接触到三毛时，虽然只是小小的画本、短短的故事，老师也会不停地提醒我，你看旧社会的小孩子们过得多惨啊，你们要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不过，我还是会指着画本上那些穿着西装挺着肚皮的阔少爷们问老师，老师，旧社会的小孩也有过得好的呀？老师用手指推推近视镜，冲我凶狠狠地说：

你听我说！

记得，1990年代我还特别收了一套“足本”《三毛流浪记》，没事拿出来翻看，画面简单，意思明了，看着看着就又是从头读到尾看完，几个来回下来，才明白，原来真正的好东西，并不一定深刻，但一定打动人心，和带来愉悦。

几年前看过三宝创作的音乐剧《蝶》，说实话，无论从音乐还是从置景，以及演员的表演，《蝶》的形而上价值那都是上上品味的，我记得《蝶》流行的时候，美国的另一出音乐剧《猫》刚刚热过，不管人们是不是真的看懂了《蝶》或者《猫》，反正看它们的人都知道，现在你不看这两只动物就是土老冒，就是过时，我为了不被别人称为土老冒，也挤进去看了《蝶》，受了一次华丽的感染，但再说实话，这多年过去，它华丽的一切，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如张广天在9个剧场搞的某次实验话剧更深。

其实，我并不是说三宝大师的《蝶》不好，而是说，凡是时尚的东西，过时的也都快。

所以，听说三宝要将三毛弄成音乐剧，真个好不激动。

我知道，三毛之所以叫三毛，因为他头上只长了三根毛（以前的电影里为了视觉，整成了三绺毛），但不知道三宝之所以叫三宝，到底是哪三件宝。

上周日，很有幸，提前看到了三宝打造的新型音乐剧《三毛流浪记》的彩排――虽然只那么一段，已足以让我心向往之。

其实长久以来，大家虽然看着三毛的故事和人物哈哈大笑，但那笑声里都是时间和年代的间离感，都是旧社会的事，与我们无关，它供我们得以品味新社会的甜蜜，供我们鉴证好人与坏人的既有命运，也就够了。

但我没想到，现在经三宝重新打造的《三毛流浪记》会给我这么大的震撼――而非简简单单的愉悦，甚至我看着看着就开始怀疑这还是以前自己看到的三毛吗？

“新三毛”的故事被编剧关山和音乐总监三宝改造得与当下生活如此之切近，剧中的三毛，与他的两个伙伴，小癞子和小姑娘，生活在繁华奔腾的大上海，身边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他们自己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剧中有一段一堆流浪儿童向观众大派报纸的戏码，显然这种方式是三宝的实验性探索，一大群报童呼啸着涌下台来，向台下观众送出新鲜出炉的报纸，向你换钱，我估这一定会难坏正式表演时就坐前排的观众，他们对这样的互动表演可能还不习惯，但至少他们可以通过这些更了解当年那些卖报少年相当急迫的心情。

而接下来，当三毛与伙伴们在夜晚到来只能躲在一堆报纸里困觉时，你也会跟着他们体会到那种彻骨的寒冷。

剧情里真正高潮是，当三毛、小癞子和小姑娘这群流浪孩子一早起来，忽然发现自己栖身的贫民窟已经在一群大型机械的轰鸣声里荡然无存了，拆迁大军的伟力，让这些骨瘦如柴的城市流浪儿们被显得像一群蚂蚁，现在他们的蚁窝没了，这让我想到前阵子里流行的那个词：蚁族。

一切都是经典的，一切又都是新鲜的，类似当年三毛们的故事，其实在当下也偶尔会发生，现在的中国城市，流浪儿童仍然没有被彻底消失，而这部《三毛流浪记》的价值就在于它找到了让他们流浪的一个原因：拆迁。

关于拆迁的，其实早在中国的宋代就有明确记载，到了民国，当年国民政府为迎孙中山先总理的灵柩回南京，途经上海，政府就对灵车沿途做了一番拆迁，装修了门面，净水泼街；另外，《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当年修它也是为了迎接当了皇妃的元春回家省亲，而贾府建大观园自然要走拆迁的程序。

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总有如三毛们一样的一群人，被逼得无路可走。

如三宝们这样开发出的《三毛流浪记》的剩余价值，是这么多年来一直热爱这个故事和这个人物的我或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但一旦想到又会吓出自己一身冷汗，台上台下，一时之间，我真搞不清是美好的新社会结束了，还是万恶的旧社会又回来了。

我不知道这个主题对当初的张乐平先生来说有多么重要，但我知道，正因为有了这个貌似剩余的价值，《三毛流浪记》像被再一次输进了新血液，生龙活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