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4日在会见韩国民主党党首孙鹤圭时说，“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及获得世界杯冠军是我的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听来真有些让人伤感、更让人感到悲壮的味道。中国的职业足球到今天已经17个整年了，日韩足球都在职业化开展几年后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中国足球为什么时至今日仍然裹足不前，甚至不进反退呢？

中国的大小机关喜欢学习文件。那么，作为既是政府职能部门，又是行业体育协会的中国足协，是否应该开个会，讨论讨论习副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呢？中国的足球人们，尤其是身膺大任的足球官僚们，是否能从习近平的这三个愿望中感到伤感和悲壮呢？习近平的讲话让他们感到自惭形秽而无地自容了吗？

古巴拉美社同日发自北京的一则电讯被《参考消息》转载，原电题目为《中国足球在前进》。文中在提到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精英选拔赛启动仪式上谈到“要进行改革，建立一个推动足球事业健康发展的机制”后说，“如果说过去人们对中国足球谈论最多的是假球、腐败丑闻以及对涉案人员的处罚措施的话，现在中国足球似乎已经在向着健康与干净的方向迈出了新的步伐”。

我不知道拉美社的乐观情绪来源为何，但现在预言未来几年中国足球的光明前景，恐怕仍然是淳朴球迷的一种奢望吧。

习近平和国务院分管体育的刘延东自2008年以来多次提到足球问题。多亏有了这位喜欢足球的习副主席，中国足球的“反假打黑”才能顺利开展，也才能取得一些成绩。但追本溯源，也正是他这种“干预”，凸显了中国足球乃至中国体育的体制性矛盾；如若没有来自高层的“指示”，中国足球的反假赌黑之战能顺利开展吗？

还要回到为什么“日韩能做到的中国做不到”这样一个老问题上去。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起步，开始那几年也曾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但职业化并没有带来管理体制的现代化。职业联赛的“管办分离”体制，符合职业联赛运行规律的联赛管理公司喊了近二十年，到了今天“韦迪时代”也仍然是嘴上说说，而无实际行动。

相反，发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足球行政管理部门与行业协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管理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足球职业化开展以后，反而强化了。如果把市场经济形态的足球职业化看做经济基础，而把足球管理体制看做上层建筑，那么这种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假赌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制度因素去制约它，没有法制因素去制裁它；为什么南勇、谢亚龙等一批足球界的“高管”都栽进去了，就是因为体制和法治因素的缺位。为什么世纪之初足球界的反黑风暴无疾而终，而这次有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就能取得突破，还是因为管理体制中“只唯上，不知唯法”的思想在起作用。足球界的反复运动深入开展固然值得欣慰，但它的动力则不值得庆幸。

足球青少年根基的建设，也喊了多少年，但至今中国的足球大厦仍然建筑在没有根基的沙滩上。为什么？我觉得，还是体制原因，还是法治原因。足协历任领导都把“青少年”问题当做主要环节，但却没有法制化的保障，使它们沦为“施政演说”的华丽辞藻，运行中朝令夕改，落不到实处，而未能始终作为一项计划长期执行下去。

体制性问题是中国体育职业化不能回避的瓶颈。

足球职业化中的问题绝非足球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体育职业化改革中的问题。体育职业化的问题一箩筐，从固有思维的转化入手，从体制层面的改革入手是关键，也是突破口。可这周初，湖北体育局就又不合时宜地出了个“幺蛾子”，让人贻笑大方。据报道，为了表彰李娜荣获法网冠军为网球事业做出的贡献，湖北体育局日前任命李娜为湖北（体育局）网球管理中心副主任。这个消息不仅让手中吃惊，竟也遭到了李娜本人的调侃，被她本人拒绝了。

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后，当时退役的孙晋芳和张蓉芳旋分别被任命为江苏体委副主任和国家体委排球司副司长；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刚刚结束，刚刚夺得“三连冠”的中国女排主帅袁伟民就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回顾历史，袁伟民在后来的仕途上表现还算不错，但中国女排后来虽也再夺“四连冠”、“五连冠”，但其后亦曾遭遇挫折，难说这与袁伟民的离开没有关系（当然我无意抹杀邓若增的巨大贡献）

如果说，当年孙晋芳、张瑞芳乃至袁伟民的当官是那个时代的特色——那个时代将离任的方式也就是当官了——但在今天2010年代，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理念，让一个在欧美职业联赛上闯荡，被商业包装起来的顶级巨星回来当你的副处级公务员，湖北体育局的领导脑子进水了吗？这个决策不仅体现了有关决策者对公务员制度的不尊重，更是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头脑僵化的典型案例。难怪李娜要语带讥讽。湖北体育局，活该！

李娜的成功被高度评价为网球“单飞”体制的成功，这确是中国网球走出的一条新路。但中国的网球其实距离世界水平还差得很远。近期媒体对李娜的赞誉，一方面有商业化的炒作，另一方面则不免有“捧杀”的成分。中国网球，如同足球一样，青少年基础还很不扎实；中国女网固然有所突破，但距离全面开花，距离男网的跟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网球，和中国的其他大多体育项目一样，职业化和基础培养，是两只手，偏废不得。

现在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我以为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像网球这样有所突破，应当继续下去的模式，一种是足球篮球这样已经开始职业化但很不成熟完善，尚待体制突破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像乒羽这样的中国的优势项目。对于乒乓球、羽毛球，中国的优势在哪？其实不在在于中国的“举国体制”，而在它的普及性，亦即它的基础培养。对于乒羽来说，要维持长胜不衰的优势，不在对“举国体制”的维护与赞颂上，而在于对职业联赛的强化上。

还有一类中国的非优势项目，也是不被人关注的项目，比如摔跤一类冷门项目，我觉得，维持一定的国家投入还是必要的，只是要适度。在这方面，韩国式的“国家体制”也是成功的范例。

李娜法网称雄后，有关她更多关注自我而少提国家培养方面的议论也在网上出现。说实话，网民是很宽容的，李娜也做过澄清。上个月，我曾听过庄则栋先生的报告，他深情回顾举国体制的辉煌，也对现在运动员缺乏对祖国的感恩之心不以为然。我觉得，庄则栋自有他那个时代对祖国的感情，也有他的感恩方式，但必须看到，当前中国的体育职业化是大势所趋，而职业化本身就是个性的张扬与宣泄；中国的职业球员如同西方球员一样也自有他们对祖国的表达方式。只不过，现在我们有时还不适应他们的表达方式，而中国球员走向世界，在商业化的氛围中，也有一个文化磨合的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