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上强调，要十分关注民间借贷市场的状况，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加强小企业的资金支持。

进入2010年以来，不断收紧的银根催生了民间信贷新一轮的井喷。很多人都看到，各种民间借贷广告充斥着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甚至在很多都市报的小广告栏里，都能看到大片类似“免抵押免担保即日放款”、“快贷：1—2小时放款”这样的广告。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处于历史高位，大量的信贷资本被国企所垄断的情况下，融资更加困难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更加依赖民间借贷，资金供需的失衡使得的民间借贷利率大幅上扬。

根据人民银行在温州的监测数据，今年1-3月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单季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了8个百分点。而且从走势看，民间借贷利率还在不断上涨。这样一个利率水平对于中小企业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温州办企业必须保证每年25%以上的利润，否则利息付不出，只能跑路。

而今年以来，在国内紧缩、国际经济形式动荡的环境下，温州中小企业已经举步维艰，为了度过难关，被迫进行超高利率的民间融资。但由于经济低迷，民间借贷违约率正在上升，出于对坏账的担忧，放贷方又进一步提高了利率，更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它可能引起的连锁效应，对区域金融和经济甚至社会稳定都是一种威胁。

如何降低这种高利贷的风险呢？是不是让银监会一个个将这些民间金融剿灭，让民间金融成为不毛之地就天下太平了呢？遗憾的是，过去十几年的“剿灭史”已经证明，不管官方如何严刑峻法，中国的民间金融依然愈演愈烈。个中原因很简单，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的经济现实，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现有的合法金融体系无法填补的巨大真空。有真空就必然有人去填补，政府做不了或者不去做，自然就会有民间的或者地下的力量去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调研也证实了这一点：2009年，中小企业融资贷款比重大概在10%左右。不仅占比低而且结构差，几乎所有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对象都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大项目，而对中小企业则通常都是一年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基本上不会提供长期贷款或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民间借贷是中小企业的无奈选择。

高利贷畸高的利率固然给借贷者带来风险，但我们应该看到，造成今天这种境地的罪魁祸首并非民间金融本身，而正是长期以来的金融压抑，是政府对金融的高度垄断和压制。根据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利率是承担风险的回报。由于民间金融长期被过度监管，一些行之有效的金融产品始终无法走到阳光下运行，这直接造成了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利息自然就高了。

另外，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民间借贷的各种契约保障机制都无法建立起来，也就无法像正规融资渠道那样获得充分的市场信息，无法依据市场信息来判断借款人的风险。契约风险、法律风险这么高，放贷的利息自然就上去了。黑市必然导致高价，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在高度垄断和金融压抑之下产生的高利息，广大中小企业当然是受害者，消费者也在分摊着高昂的经济运行成本。而始终难以走到阳光下的民间金融从业者也不是赢家，因为地下生意终究难做大，高风险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也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存。

在一个糟糕的制度之下，多方都是输家，但也有借金融垄断和金融压抑发财的人。王立军曾经在2009年重庆打黑的会议上披露，重庆涉黑的高利贷总额达到300亿之巨，占重庆全年财政总收入的1/3之多。而后一位金融人士透露，这里有不少来自国资系统。这些国有企业和机构利用国家政策优惠，拿到了利率很低的资金后，再加价高息贷给一些那些缺钱的中小企业或者个人。

在“吴英案”中，有人向媒体详尽披露了当地的高利贷路线图，在这一图中，我们同样看到当地的大型国企将低价得到的银行贷款借贷给中小企业或者个人，当地政府部门、司法部门、银行的公职人员也涉及其中。这或许是金融垄断下的必然结果，在整个高利贷的链条中，这些金融权贵，或许是唯一真正得利的一环。

  (原载 本期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