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心，对1930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3.2%的人认为当前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其中58.6%的人认为问题非常多。受访者中，21.1%的人为政府公务员。（《中国青年报》7月12日）

         调查发现，问责制度在老百姓眼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点到为止，问责只做表面功夫（79.7%）；问责变成“顶责”，找替罪羊（77.1%）；明降实升，虚假问责（76.6%）。而国土资源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规责任人员的问责引发公众不少质疑，网友将其戏称为“拍苍蝇式”问责，就是公众不满的证明。

      就笔者的观察，无论是“点到为止”还是问责变成“顶责”，或者是其他，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把行政问责拖到了危机之中，导致行政问责至少面临着信任危机、责任危机、公正危机，使其效果大打折扣，由此也就出现了93.9%的人期待行政问责全程公开。

          我们知道，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没有信任，社会自身的正常运转将会出现危机，而问责制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对官员的问责，以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但当众多官员“大事化小”甚至“干部被问责后，不久就会在异地或者其他部门悄无声息地上任，有的干部甚至还官升一级”时，政府怎能不陷入信任危机、责任危机、公正危机之中呢？并且也使人们对问责制产生了质疑。

     当下，尤其应注意的是同体问责蕴含的信任危机。我国行政问责大多采用同体问责——政府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同体问责之下，上下级存在着责任连带关系，导致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难以做到责任分明，于是“官官”相护成为官员的本能。而且在实际的问责中存在着避重就轻的现象，致使责任落空。而在官员问责异化为“走过场”的同时，就动摇了问责制的合法性基础。

       与此相关，问责官员“官升一级”或“异地复出”现象也造成了诸多危机。现实中，不少“复出门”事件触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被高调问责的官员，停职的时间实际上成了“带薪休假”，但这让民众怀疑——问责是不是仅仅为了给愤怒的公众以心理安慰，问责是不是逃避责任的幌子？

     面对了93.9%的人期待行政问责全程公开，笔者以为，我们应厘清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弄清楚官员向谁负责的问题。政府及其官员到底要向谁负责，这直接关系到问责制的性质和方向。根据现代民主理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产生于人民的同意和授权。因此，要求官员在行政过程中，既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社会公众负责。也就是说， 应抛弃那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的陋习。

        二是必须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既然政府责任的最终负责对象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当然有权了解政府履行职责的情况。但是，我国政府和公众之间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官员在做什么、怎么做，公众并不知情，对于官员的降职、责令辞职的程序、原因，公众知之更少。没有信息公开，人民群众就无法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工作情况作出评价，更谈不上参与和监督，当然也就无法启动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问责。也就是说，93.9%的人期待行政问责全程公开是一种切中现实弊端的要求。

             但愿93.9%的人期待行政问责全程公开不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