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光初现：你好。看了你的博客，感觉颇为良好。你的思想深沉理性，语言平和流畅，引起了我的兴趣，留了几条评论，总觉着失之琐碎，言犹未尽。有一位自称了解你的网友在评论中说，他及周围的一些同事都不大明白，你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何以能有如此深沉的思维与文字。他在讶异你的变化，讶异你平日的生活形象与你的博客文字差别太大。这位网友还提出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问题，说如他这样的“下里巴人”快要读不懂你了，建议你关注一下“下里巴人”，写一写普通人普通事。他隐约担心你就这样“阳春白雪”下去，是否太飘渺了一些，离现实远了一些，未必有利于你的发展。

    这位网友的疑惑、讶异与担心，其实正是你的潜质所在，可贵所在，正是我欣赏你的原因所在。谁说一个潇洒的女孩就不能有深沉的思维。潇洒的深沉，深沉的潇洒，这是一种境界。没有潇洒的深沉会让人疲惫，没有深沉的潇酒会使人浅薄。有人天生深沉，有人一辈子也深沉不起来。深沉与否，并非全由知识层面与社会阅历来决定,还有一个天赋问题。

    有一位作家叫陈忠实，写了一部小说叫《白鹿原》。我觉得《白鹿原》是一部深沉之作，是一部能够传之千秋之作，我喜欢、欣赏，甚至可以说推崇这样的文字。《白鹿原》写的是普通的人与事，很是“下里巴人”，却能让人感到波浪壮阔，惊心动魄，思维厚实，文笔凝重，岂一个“阳春白雪”能够囊括。看过之后，有一种感觉，有一种韵味，隐隐约约，却又真真切切，你会感到什么人，什么事及什么背景其实已不重要，所有的人生，全部的社会，整个的历史都在这里，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历史就是这个样子。读了《白鹿原》，你会看清楚渗透于我们骨髓深处，永远不会剥离的那么一种东西；你会感觉到充满于我们周围与我们若即若离，却又须叟不会分离的那么一股强大的神秘而又真实的力量。看过《白鹿原》，你不可能不思索，不可能不感慨，不可能平平静静，不可能嘻嘻哈哈，却也不可能悲从中来，不可能怒发冲冠。立足要稳实，瞩目须高远，“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便会和谐，草根意识与精英意识就会融合。

    又有一位文学家叫林语堂，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三十年代，曾倡导“幽默文学”，受到了不少批评。应该说，批评者是有道理的，战乱不断，国破家亡，你却倡导“幽默”，未免不会时宜。但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就会觉得，从长久看，幽默文学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即便在国难当头，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慷慨激昂，驰聘沙场，太义凛然，勇赴刑场。尤其是许多天性软弱的知识分子苦中求乐，乱中求稳，闹中求静，尽力搞点学问，关起门来“幽默”一下，也未必不可。再者，幽默不是笑话，林语堂的幽默不是普通的幽默，他是将幽默作为一种文学观来提出和倡导的。他曾引用一位外国人的话，阐明其主张：“我看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剧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之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林语堂在《论幽默》的结尾说：“有相当的人生观，参透道理，说话近情的人，才会写出幽默作品。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林语堂说得可能严重了一点，但我们已全然明白，他所倡导的幽默是一种深沉的幽默。深沉未必就是锁紧眉头，一付思索状，深沉未必就是忧国忧民，壮怀激烈，深沉是一种品格、品位与品质，潇洒的深沉，深沉的潇洒，奥妙之处，微妙之处，绝妙之处,可意会不可言传。

    说到林语堂，自然会想起《京华烟云》，这似乎有点偏离主题，但意识流动至此，实在没有法子。八十年代后期，有一种来自西方的叫“意识流”的文学现代流派曾盛行一时。学术上如何定义“意识流”，我已记不清，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让意识自由流动，流到那里，写到那里。我是很欣赏《京华烟云》的。林语堂自1936年起，便离开内地，往后的日子便在香港、美国、台湾度过了。大陆上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许多年轻人不了解胡适、钱穆、梁实秋、林语堂等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物，甚至把他们当作坏人来看，这实在是很悲剧的事情。《京华烟云》原著为英文，写作目的是要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故而有的叙述在中国人看来有些烦琐。《京华烟云》在语言上很平和，娓娓道来，温文尔雅，若是见过林语堂其人或照片的人便会明白，《京华烟云》的样子就是林语堂的样子。《京华烟云》的主题是告诉人们“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台湾与大陆各拍了《京华烟云》的电视剧。台湾的很粗糙，乱哄哄的，只是在讲故事，图热闹，与林语堂的主旨背道而驰。大陆的精致一些，沉静一些，但故事背后深沉的韵味也没能表达出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说来简单，其实何其深刻。这两句实为一体，不可偏废。只强调“成事在天”，难免消极；只强调“谋事在人”，肯定盲动。伟大如毛泽东者，前半生更能说明“谋事在人”，后半生更能说明“成事在天”。天就是规律，天就是趋势，天不可欺，天不可违。毛泽东一生讲“人定胜天”，讲“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但其实，前半生的“斗”顺了“天”，因此果真“乐无穷”，后半生的“斗”逆了“天”，便只能悲由此生，深感无奈了。毛泽东晚年在一首词中不无疲惫，不无忧虑地写道：“业未就，身躯倦，鬂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之东流。”美国总统尼克松见毛泽东，说：主席伟大，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感叹，哪里，仅改变了北京和周围一点区域。毛泽东快辞世时，对夫人江青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新宠新贵讲，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件持异议的不多，后一件反对的不少。糊涂乎，清醒乎，真使人感慨万千。毛泽东在文革中从大思路讲，是彻头彻尾的糊涂，但他又对自己的目标认得很执着，所以在具体的措施上是十分的清醒。毛泽东说，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终于明白，“天”才是最厉害的。

    上面一段有点“旁逸斜出”，现在我们让意识回归本位。我曾在给你的评论中说过，网络是现代化的产物，是文化快餐，有许多人在网络上作文章，语言不够精致典雅，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失之草率，失之粗糙。精致典雅原不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富丽堂煌的宫殿也好，简单朴实的农居也好，只要拾掇妥贴，精心装点，都可以给人愉悦舒适的感觉。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创始人，他一生写农民，写给农民看，但他所写的每一篇作品，每一句话都是精心推敲出来的。《三里湾》、《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在语言上都是典范性作品。他对中国文学，西方文学的了解与研究很广很深，功底很厚。藏而不露是一种修养，满而不溢是一种境界，但藏与不藏，满与不满，最后表现出来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说到语言，鲁迅的冷峻，郭沫若的激情，林语堂的幽默，朱自清的温柔等等各有特色，都是我所喜欢的。但就我的性格而言，我最推崇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的语言一是磅礴大气，二是深入浅出。读毛泽东的诗词文章，感到的是一种君临天下的巨大气势，举重若轻的沉着风度。这种气势与风度是完全内在的，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不自量力，不是装腔作势。李白的诗词壮而后悲，归于凄凉；毛泽东的诗词，平而后壮，归于昂扬。毛泽东的文章似乎信手拈来，信口讲来，却是匠心独运，无一不精。毛泽东的文章擅长化复杂为简单，变深奥为通俗，极有感染性，极具鼓动力。所有文章诗词，其实都是写作者自己的，所表现的都是作者的思想、性格和驾驭文字的功力。

    思考有时也误人，有的人一辈子都思考了，却到底一无所成,原因便在于缺乏目标。思考漫无边际，行为没有方向，最后只能是好像满满的，其实空空的。大目标一时确定不了，有个小目标也好。我在师范上学时遇着一位班主任，见我能言善辨，巧舌如簧，便要我晚自习时给同学搞讲座。讲什么，他给我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一个是中国哲学史。我上的是中等师范，学的课程与高中相差无几，这两个题目放在本科大学也足以唬人。我因此跑遍了小城的书店，书店也没有专门的中国诗歌史，我买了五、六种文学史，买了不下二十种评述古代诗歌与诗人的专著，阅读、归纳、系统。哲学史更难，只买到一套四本任继愈（现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中国哲学史》，硬是读完。由于一些原因，课只讲了五、六节，但我的进步却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毕业二十多年了，学业上再无进步，有人埋怨社会，我却不敢，我觉着主要的原因还在自身。随意选一个目标，或者潜心写作，或者研究教学，或者干个别的什么，只要能做到目标明确，不懈怠，不疏懒，肯定不至于如今日般“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

    你的网名为“辰光初现”，很有诗意，辰为日月星的总称，这个网名既含着你的抱负，“现”而为“初”，又说明你的谦谨和留有余地。名字是一种符号，又不仅是一种符号，其中寄托着一份愿望，体现着一种情怀。我的儿子叫启凡，能够“启”“凡”者，自身肯定不凡。我的儿子建了个博客，网名叫“明月秀笛”，我极欣赏，他在追求一种宁静与超然。我的网名便是我的乳名，我在追忆一种过去的美好与纯真。我的名字叫“化民”，十四岁时由祖父所起，自然也寄托着老人家的厚望。《礼记》上有“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的句子，《三国志》上有“以德化民”的句子。“化”者，教化也，转移人心风俗也。这个名字赋予我的责任实在是太厚重了，倾我毕生之力，也难尽其万分之一二，更何况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孔子当年便断言“难矣哉”。拉杂写来，已是不少，时已午后一点一刻，饥肠如鼓作响，手指难以屈伸，就此住笔。化民写于二00七年八月四日好藏之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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