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来直去，多么简洁明快、干脆利落的表白。本来，言语的生命就来自他的直白，是心与心的抚慰，是思与思的真诚碰撞，是情愫和情愫之间的相互倾听。
　　 当你翻开这本书时，请和作者一样，放下一切的顾虑和负担，就像和自己最真诚最可信赖的朋友触膝长谈。 在这场思想和情感的盛宴里，葛红兵敞开了自己，敞开支撑他从教、写作、批评和学术研究的独特信念和勇气……

《直来直去》是今年葛红兵从新加坡回国以后的新作，由当代世界出版社推出。此书是葛红兵真正的自述，是他献给大中学生的一本励志书。葛红兵在书中以谈话的形式，讲述了自己从一个农村孩子成为一个博士、一个教授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直来直去》比《沙床》更真实”。葛红兵自己也说：“《直来直去》这本书有我的童年，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梦想在里面，是我的心声。”在讲述的过程中，葛红兵对自己进行了真诚、坦率地剖析，希望能借自己的体验给青年学生以启发和帮助。

　　本书还收录了葛红兵与王朔、邓一光、刘醒龙、刘川鄂等作家、学者的系列对话，众人在谈话中，纵论历史是非，横批当代社会问题，对鲁迅、钱钟书、沈从文、金庸、王小波、莫言等的作家、文学家的价值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鲁迅：被误读的大师”、“钱钟书：被神话的大师”、“金庸：被拔高的大师”、“中国文坛对王小波不公平”、“王朔：我不能走向自己的反面”等新锐、独到的观点。同时，葛红兵在本书中对他的小说《沙床》、《我的 N 种生活》进行了完全、深刻的解读，让读者可以从而全面的了解葛红兵其人。

关于本书的一个对话：

著名作家、学者葛红兵于6月1日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各位新浪网友畅谈当代教育问题。以下为此次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新浪上海站嘉宾聊天室，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时候当代著名学院作家《直来直去》的作者葛红兵，现请你给我们做一个简单介绍。

　　葛红兵：我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现在做大学教师。我今天主要不是想谈自己，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想借这个机会主要谈谈教育问题，新浪是一个强势媒体，我今天在这里说说我最近特别想说的话。

　　多年前我曾经着力于研究中国户口问题，写过大量的文章，在中国高层的内部论坛发布，也参加过全国妇联、公安部等等搞的户口问题的座谈会。那个时候我认为中国社会的户口问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导致中国社会城乡的割裂，构成城乡的二元结构。它是导致中国社会不同的人有不同命运的一个重要根源。最近我们看到中国户口问题已经有所改变了，在浙江和江苏的苏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甚至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不成为一个限制了，有的地方已经取消城乡户口的差别。

　　现在我感觉到我们的不公平是什么呢？主要一个是在教育方面，这是我今天想谈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城乡教育这种结构上的不平衡，不对等。比如说在我的故乡，一个城市里面，城里的孩子和与他咫尺之遥的孩子办学的条件相差很大。我父母所在的农场有上万的职工，每年有几十人初中高中毕业，但是能够正常升学和升入大学的屈指可数。不是这些孩子智力上跟不上，而是这些孩子没有获得平等的教育条件。我今天来第一个想在这里做一个重要的呼吁，就是可以控制城乡的差别。城里人应该有义务和责任帮助乡村的孩子们，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他们的办学条件，也提高他们的师资水平。如果说“人生而平等”的话，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涵现在在中国现在已经不是户口问题了，而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一个教育不平等的问题。我今天想为农村的孩子做一个呼吁，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大家都关心孩子，最需要关心的是那些农村的孩子们。我希望新浪能够允许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对社会发出一个呼吁。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一些现场的网友提出了问题，请您为他们做出解答。有位网友说：您是中国有非常有创建性的理论家、作家，我的孩子经常读你的书，现在他特别有自我追求，然后总是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他变的很独立，还和我争论，我该怎么办？

　　葛红兵：这是我今天想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我觉得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教孩子共性，比如说教给他社会的普遍伦理，普遍的知识，普遍的机能。比如说一个技工的才能，一个工程师的才能，一个科学家的才能，一个艺术家的才能，然后交给他普遍的人伦，孝敬父母等等，这是教育的一个目的，让他能在社会立足。

　　第二个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教孩子个性。我们都知道人在启蒙时期接受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科学家说过，所谓启蒙就是教人自我决断，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自己决定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氛围、还是学校里的老师，整个社会都重视孩子的共性培养，比如说他的知识，他求生技能等等，对他们个性东西却很少培养。有时我们甚至害怕他们的个性，当孩子说一个不一样的观点、跟我们日常生活不同的见解的时候，我们是感到害怕的。我们害怕孩子提出跟我们教材不同的观念，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历史观、社会观、道德观、审美观有差异，害怕孩子跟主流有距离，这正是我们教育一个很大的弊端。在我看来，教育最重要的、也是根本性的目的，是孩子的自我决断，就是培养孩子的个性。我看来，一个孩子有自我意识、有自己个别性的观点、个人性的观点，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要有自我，我要有自己的看法这是最好的事情，说明这个孩子的培养已经到位了，这个应该是家长为之感到高兴的事情。一个特立独行的孩子，在启蒙阶段也需要成年人对他进行引导，就是要教给他普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99％的事情还应该给孩子自觉权。

　　主持人：您也说过，对于未知的探寻是孩子的天性，孩子永远沉浸在对未知的想象吗？他们不学习知识怎么对未来探知呢？

　　葛红兵：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从心理学上讲，认知的兴趣、求知欲导致你求知的行为，反过来知识的获得又激发你更多的求知欲。我们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孩子学习，而孩子恰恰失去了求知欲，这是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求知是人的本能。人在什么时候感觉最为恐惧，最为不安，最为焦虑？就是未知的情况下。比如今天我在路上堵车，我不知道前面堵了多少车，我就感到非常不安，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说前面有五辆车，有三个红灯，我知道了就不会有这种恐惧感。也就是说在未知的情况下，人最有本能的反应。

　　但是，恰恰是现在我们的孩子丧失了这种对未知的兴趣，关键在什么呢？还是要回到共性和个性的培养目标上。我们绝大多数的老师和家长都试图给孩子一个普遍共性的东西，却没有照顾到孩子个性的需求。比如说小孩子在做完这道数学题以后，他希望把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他自己感兴趣的那些方面，比如说3D动画设计——我有一个同事的孩子已经考取3D动画学院，如果我们老师压抑了这个，一定要他把数学题反复的操练，这样这个孩子就会对数学失去兴趣，对语文失去兴趣。然后又不能发现3D的兴趣——表面上好象他是没有兴趣的。这样就使我们孩子失去了本能的、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对于未知世界的焦虑。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情况还是要从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目前教育的观念、包括家长的观念来着手。

　　我们总强调“一律”，就是所有孩子要遵守同一个纪律、做同一种习题、达到一个目标、做一类孩子，我们给孩子施加的目标太统一了。什么叫做统一呢？我参加过一个中学的观摩，有一个教育课，初一的孩子，班上所有孩子都想说我想作科学家，我想做学者，我想作什么，没有一个孩子说我想做技术工人，我想做一个农民，我想种菜、看上去又美、吃上去味道鲜美的菜，没有！为什么？我们整个社会都给所有的孩子设计了一个5％的孩子才能达到的目标，使100％的孩子沿着那5％的路走，这样扼杀了孩子多样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扼杀使我们人才的标准和人的发展变成统一化，不利于我们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多样性的发展，使我们整个社会也趋于单调，知识结构一致、行为模式一致、伦理价值原则一致、一切都很一致。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趋同性的社会——我们的教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整体上这种全社会对孩子水平理想要求过高，使我们教育看起来变成了对孩子的折磨。因为我们设计的目标模式实际上只有5％的人才能达到，95％达不到，是这个状态锻造了我们整体的社会氛围。新加坡社会经济条件比我们好很多，他完全可以普及大学，但是恰恰相反，新加坡一个大城市只有两所大学，它只有一部分的同学能够进入大学，绝大多数进入的是技术教育学院。为什么呢？新加坡社会对孩子这种教育是非常可取的，他知道每一个孩子有每一个孩子自己的道路，每一个孩子应该有适合他自己的理想和前途，他应该在社会上找到个性化的地位和生活姿态。所以，它没有鼓励每一个孩子都做科学家，都去读大学，都成为精英……（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