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国家社会主义阶段，政治模式是独裁统治，经济活动中同样留下了十分沉重的集权足迹。经过30年改革创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将这些变化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资源属性及经营方式上，由片面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数量及规模，转变为重视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于是乎，便有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创举，便有了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尝试，并逐渐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同台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随着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游戏规则再次被确认，家庭活力也随之迸发出来，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了低谷。

（2）在分配制度上，由“共产风”、“大锅饭”转变为职务工资、岗位工资、效益工资，以及各种形式的奖金等等，家庭人要求的个性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随着收入档次逐渐拉开，民众参与积极性不断高涨，综合国力蒸蒸日上。

（3）在调控机制上，由单一计划管理转变为市场调节为主，辅之以适度的宏观调控，或两种调节手段的结合运用。与此相呼应，便有了城市领域的一系列放权让利尝试，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有企业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单位。随着各种改革措施落实，中国经济在与市场接轨磨合中逐渐成熟，焕发出蓬勃生机。

（4）逐步建立民主国家制度，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随着终身制过渡到任期制，民主之风渐浓，吹皱了一池春水，万象更新！

用不着多说，上述这些变革举措的推出，无非都是为了调动亿万家庭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是的，迄今为止的改革只是走了半步，后半步会更加崎岖。好在是，大轮廓已然清晰地勾画出来了：最终定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不是权贵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资本主义，而应当是“家庭社会主义”。

家庭社会主义——指以国有经济为主干+企业分权经营+民主监督为框架的一种国体模式。简曰：符合大多数家庭要求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这一定义并非大而化之的空话套话，其中包含丰富的实践内容和具体指向。

 “以国有经济为主干”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指金融、能源交通、航天军工、粮食产销等事关国家命脉的行业话语权必须牢固掌握在国家手中。其二指由国有独资或控股的份额保持三分之一左右为宜。份额过低，稳定支撑力不足；份额过高容易形成垄断倾向，不利于公平竞争和效率提高。

第六章曾经指出，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是促进理性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毫无疑问，通过分权经营，将经营成效与家庭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从而有利于克服效率低下的弊端。

规范化程序化的民主监督构架，是确保国有企业正轨运作的另一个必要条件，也是制衡出轨行为不可或缺的利器。从长远看，定义中提到的民主监督，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涵盖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家庭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资本的构成是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家庭投资处于从属地位。这是家庭社会主义与社会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区别点。此外，这一定义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平均分配”或“按需分配”模式，与权贵资本主义亦有显著区别。

为何总是强调“制度配套”或“整套制度安排”这种提法呢？细节决定成败。某种社会模式是否取得成功，关键不在所有制形式，而是取决于配套细则。举例说，商品房用地实行竞标制度，这本是符合市场法则的，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需要有相应地配套政策，否则，就很难遏制地方政府、银行以及开发商之间形成的系统性投资冲动，国有资源也就客观上成为掠夺民生的帮凶了。

什么是符合大多数家庭要求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首先要从法理上恢复确认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存在的历史地位，遵循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规则；按照大多数家庭要求运作，就必须从否定个性权益转变为肯定个性权益兼顾共性权益。符合大多数人要求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当然包括政治上实现自由平等，经济上实现阶梯式富裕。

完整地认识与解析历史，辩证地继承与发展，那么，不仅应当看到家庭经济制度附有诸多原始弊端，而且更要了解家庭运动乃是社会活力之源泉。这种角度上，要求合理的自由权利乃天经地义人间正道，也是家庭人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基本前提。

说白了，这个家庭社会主义模式，其实就是家庭所有制经济与国有制经济之间互动磨合、互相促进的历史产物，或者说个性利益与共性利益综合平衡的社会产物。承认人们之间的个性化差异不能极端化，承认大多数人的共性要求不是平均化。如何拿捏好分寸，则是今后改革实践的重头戏。

家庭社会主义定义一旦得到认同和确立，各种“左”或“右”的思潮便难成气候了。因为它明确宣称，社会主义不再是想入非非的乌托邦，而是以一种万千家庭为支撑的脚踏实地的制度模式。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探索创新的系列工程，至少还需要一代人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基本定型。由于起点差异，决定了中国的改革首先是恢复承认人们的正当个性利益边界，恢复和重建有利于家庭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家庭经济职能中认真负责的优点，实现社会资源的微观优化利用。与此同时，在积极性充分调动的基础上，通过政策调节、舆论导向、样板示范等，将个性活动规范在合理的边界内运行，并最终达到阶梯式富裕目标。也可以说，成熟的家庭社会主义生态模式，应当是个性利益与社会共性利益的有机统一体，而不是偏颇突出或硬性割舍某一方面利益。

任何社会运动都有一定的惯性作用，很难完全拿捏好分寸，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在人们真正掌握历史动机的密码之前，对于中国的改革实践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判断是十分正常的事，没有必要过于小心翼翼。即便是在短时间内或局部领域内发生某些（如收入差距过大等）偏轨倾向，毕竟只是插曲。改革的大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到国家社会主义轨迹点了。

总而言之，家庭社会主义既是一种新的国体模式，也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发展路径。“全盘西化”或推倒重来的观点，都不是中国改革的应有之义。

最后谈谈中国改革的历史性意义。

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实践，也就谈不上家庭社会主义轨迹点的形成和光明未来。中国的改革实践，矫正了（或者说正在矫正）传统的左倾轨迹，使人们告别了过分理想化的观念及社会模式，回到了现实中的目标。在中国改革过程中，通过恢复和承认个性要素，重建市场机制，使社会主义重新获得了牢固的家庭支撑，重新拥有了健康发育的内部激素。从此伊始，一幅满载人间烟火的家庭社会主义新画卷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虽然说，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实践，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逐渐挣脱原始窠臼，正在创造出一个全新轨迹点。在某种意义上看，就如同19世纪后半叶至20前半期这一时段中，资本主义通过社会化改革从而才摆脱原始状态，不断走向成熟和成功的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不知不觉中，由邓小平发起的改革，逐渐开启了家庭社会主义大幕，精彩好戏还在后面。在渊源流淌的人类生态长河中，在历史动机的贯彻实现过程中，究竟是中国适合演绎家庭社会主义？还是家庭社会主义选择适应了中国？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它本身既有阴差阳错和机缘巧合的成分，又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交集的结晶。至关重要的，就是牢牢把握住正确方向，整合民族资源，综合发挥家庭制度与国家制度两方面积极性，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那么，中化民族何愁不兴旺发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