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温州晚报》报道说，全球七成以上奢侈品牌，均已在温州安家落户。温州的LV专卖店“全球最赚钱”；去年刚刚落户温州的GUCCI专卖店，不到半年就完成总部下达的销售任务；欧米茄手表全球销量最大的城市，在温州；VERTU手机，最低4万元一只，最贵30万元一只，温州的日销量与北京、上海相当；温州地区有奔驰车10000辆，有宝马车17000多辆，各种豪车的保有量，接近全国5%……在温州，越是顶级的，越有市场；越是贵的，越有市场！

一个地级城市，一个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无足轻重的城市，凭什么如此热烈地接纳世界上蜂拥而来的“顶级奢侈品品牌”？

部分民众要消费所谓的“顶级奢侈品”，首先必须要有经济能力。笔者曾经于2009年4月刊发过一篇《温州55万人拥有千万资产：被低估的财富》一文，显然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至今还没有得到温州官方的回应。但，事实是：“温州有200万的私营老板，有遍布全世界多达100万的华侨”，他们汇聚成温州的一道道“富人墙”。显然，“温州富人阶层”是“顶级奢侈品”的主流消费人群。

事实上，“民间一部分人很有钱”的这个“温州”，与“脏、乱、差”浙江之最、人均GDP浙江倒数第二的那个“温州”，之间的反差，总是那么大。“富人温州”与“和谐温州”的对立面，这几年不是变小了，而是在不断的扩大中。

温州的贫富差距放在全国范围来看，也是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典型意义的。昨天的《温州日报》报道说：“昨日，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3102元，同比增长了21.4%，而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023元，同比增长14.1%”。这一数据说明：在温州，不是宏观调控拉高物价，而是一部分收入高的市民，自然而然地把物价挺起来，使得低收入阶层在温州“入不敷出”。温州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336以上高位运行，远比浙江平均水平要“胜出”许多。

最近20年来，一部分温州人靠炒房、炒煤炭、炒棉花等投机生意暴富。致使今日温州“倾城热恋”放高利贷，85%的家庭和67%的企业参与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借贷，民间资金“四处奔流”的背后，是中小企业被高利贷压得喘不过起来。一些企业主动放弃实业，到全国各地去炒房、炒工业地产和商业地产。于是，外界惊讶地发现：怎么会有那么多温州企业处于“半关闭状态”？原来这一切，都是过度投机惹的祸。

是先做大蛋糕再来考虑如何分切，还是先把蛋糕切好再来考虑如何做大，这是最近广东与重庆两个省市不同的发展观和分配观引出的一场静悄悄的“交锋”。这场“交锋”没有是与非、对与错。

但是，至今迟迟不开征“奢侈品消费税”，却是一个失误。税务部门是否可以考虑在温州这样的城市，尽早进行开征“奢侈品消费税”的试点？不少有识之士都看到：通过对奢侈品及奢侈行为征税，既是对高收入阶层税收的一种补充，使税收功能得到更公平的体现，也是解决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抑制过度投机和过度消费的一项利国利民之举。

在温州这样沿海发达的城市，地方政府要创造条件，让民间资金流向城市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等阳光的、合法的渠道，遏制企业将流动资金冲向灰色消费领域和过度扩张的借贷市场，积极配合国家的宏观调控，积极运用政府力量，将“蛋糕切好”，像重庆那样，“决心在十二五期间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率先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并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重庆商报）唯有此，一个和谐的社会局面，一个“共同致富”的温州，才会达成。

(人民网首发。上海新民网，重庆华龙网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