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出版的《法人》杂志刊发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该文涉及了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1月4日上午，西丰县委宣传部部长李福路、西丰县政法委书记周静宇赶到《法人》杂志，找到杂志总编辑进行交涉，并与记者朱文娜见面。当天下午5时左右，西丰县公安局多名警察来到杂志社，称朱文娜因“诽谤罪”已经立案，并出示对朱文娜的《立案通知》和《拘传证》。而在西丰，赵俊华于1月3日零时即被带到西丰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问她给记者多少钱。赵俊华说：“一名副检察长对我说，我们已经派人到北京抓朱文娜去了。你犯行贿罪，记者犯受贿罪和诽谤罪，到时候一起判。”公检同时行动，又有宣传部长和政法委书记带队进京，下的力气够大的了。 

　　由县委书记引起的“诽谤案”，有一个事件人们至今还心有余悸。2006年3月的一天，山西省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到薛志敬家串门，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南回荣也来了，在聊天中提到了该县一宗土地被卖事件，政府会议本来决定要在这块地上建“稷山标志性建筑”，现在却突然卖给个人搞房地产开发。他们认为政府朝令夕改，是县委书记李润山失信于民。在随后10多天的时间里，他们3人收集证据，几易其稿完成了《众口责问李润山》一文。这篇文章分别邮寄给运城市市委书记、市长，稷山县四大班子及各局办部分领导，共计37份。寄出10天后，他们就招来了警方调查，借口也是“诽谤”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轻而易举地就调动了当地的公检法，甚至他（她）不直接出面就有人替他（她）调动了公检法，这表明有人称县委书记“土皇帝”并不过分。而他们之所以成了“土皇帝”，关键就在“天高皇帝远”。 

　　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远，即空间上的“天高皇帝远”。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也多，决定了中国设的县、市也多。 

　　二是虚的，即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由于政策和法律的传递与执行有着“一级一级”的惯性，导致了越往下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归根结底，政策和法律到了县以下容易打折，一些县委书记、县长们素质不够。换句话说，素质不够的他们钻了上述两个不得不有的国情的空子，绕开了原本应该有的监督，才为所欲为，甚至无法无天，腐败。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大肆卖官，使升官得给他送钱，保官也得给他送钱，由农村进城还得给他送钱，创下了科级干部100%腐败的劣迹，早就敲响了警钟。 

　　这些“大手笔”的县委书记，都提醒了县委书记的权力很大，县委书记也正在成“腐败重灾区”。而他们之所以成“腐败重灾区”，症结也就是上述两个原因。 

　　如何使县委书记们走出“腐败重灾区”？一要加大反腐败力度，二要加强事前监督。又由于中央、省和市对他们的监督有着“不能随时随地监督”的天然的缺陷，因此让当地干部和群众行动起来，来行使人民监督的权力，是一项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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