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新疆和田发生了极端分子袭击公务机关的恶性暴力事件。事件发生后，身在乌鲁木齐的笔者有以下几个观感：

1、政府对事件的处置有节、有度。政府几乎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就通过媒体向外界作了相对冷静的报道，并没有依照“惯例”迅速展开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没有将事件同“境外三股势力”的“策划”、“操纵”等做生硬的勾连，也没有过多地做一些直接的“安民”“维稳”宣传，街市上的武装巡逻等“维稳”力量也没有明显加强的迹象。政府从容、“反常”的举动，反而传递出来一种“事件属于个案”、“事态不严重，在可控范围”的信号，对于消除民众在以往发生类似事件时“草木皆兵”的过度反应和惊慌产生了奇效。

2、社会对事件的反应冷静、有限。这几日，笔者特地留意了乌鲁木齐社会面的反应。客观地讲，19号（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乌鲁木齐公共场所的人流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特别是公交车的拥挤程度明显缓解。但从20号开始至今，社会面完全恢复正常，几乎察觉不到任何的事件带来的阴影。而且细心的人更会发现，这段时间以来，生活中或者网络上谈论、评论此事的现象比以往有明显地减少。相较于以往，老百姓对此事的反应甚至可以用“淡定”来形容。

“有境外媒体评论说，和田派出所遇袭案是张春贤‘柔性治疆’政策的一大打击。”（《联合早报网》）笔者不这么认为。

无论谁“治疆”，以什么方式“治疆”，极端主义或者极端事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不可能在新疆绝迹（其它地区和国家也概莫能外）。张春贤入主新疆才刚过周年，尽管各方面评价颇高，也做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实绩，但冀图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彻底拔掉极端主义这颗生长了上百年的历史毒瘤是不现实的。

从某个角度上看，从政府对“和田事件”的处置和社会的反映中，不难发现张春贤“柔性治疆”的一些成效。首先是政府在对待极端主义的挑唆和外界的指控时更加有底气、有智慧了，不会被轻易激怒、轻易就犯了。那种上纲上线、“露头就打”甚至“以暴制暴”式的“打恐”时代已经宣告结束。张春贤“反暴力、讲法制、讲秩序”的思路正在成为一种共识和实际。其次，张春贤治疆一年来新疆所发生切切实实的变革和变化，使得新疆的百姓，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对极端主义都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更清晰的切割，对安定、团结、发展、繁荣的渴望和信心可以说比从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坚定。尽管去年和今年都发生了极端暴力事件，但新疆人的精气神已经发生了可喜的且不可逆转的转变，新疆人的心理不再像09年那样“伤不起”。如果一个暴力事件就被看成“打击”，那么作此评论的人一定不了解新疆，不了解中国的执政者在发展新疆、捍卫新疆繁荣稳定上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无论如何，这次事件还是应该引起新疆的执政者甚至普通民众做更深入的思考的。今后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首先，要坚定不移地高举“反暴力、讲法制、讲秩序”。必须使其成为所有与新疆有关、参与新疆事务的人和组织（势力）共同遵守（无论主动被动）的游戏规则，而且执政者要率先贯彻这一理念，其他任何势力（管理者、被管理的大多数及少数破坏者）都不能或者无法通过暴力的形式实现自己的任何目的，一切行为必须以法制为基础和准绳，任何诉求的表达都应该维护正常的生活、社会和法律秩序，维护现代社会和法治的尊严。对待极端主义，各方面的反应（包括媒体）要“快”而不“急”、处置要“准”而不“偏”、“狠”而不“滥”。

其次，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民生优先，基层第一”。不因为阿克苏事件、和田事件这样的个案而怀疑既定的政策，不因为个别事件而认为改善民生是吃力不讨好的“折本买卖”，把基础当维稳的负担和重灾区。执政者要“不计个人荣辱”，一以贯之的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此次事件，“世维会”之所以还能以“非法征地”作为借口并且在国际舆论上得到了一定的市场，恰恰是因为之前我们在民生上做得确实不够，历史太多欠账，一定程度上给外界留下了消极的固定印象。因此，只有进一步改进工作方式，加大改善民生的力度，才能真正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现实土壤，才能赢得民心，夺回舆论。

再次是坚定不移地推进转变作风，整饬吏治。不可否认，由于长期以来新疆执政者思维的一定程度上不能够与时俱进，甚至僵化、保守，使得新疆官场滋生了不少与时代不符的顽疾恶习，个别地区在一定时期甚至直接表现为官民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客观上也为极端主义的蔓延提供了条件。张春贤主政新疆后很快就开展了诸如机关效能建设之类的整饬吏治的运动，今年又借着自治区四级换届对干部队伍进行大整顿、大调整（一批年轻有为和政绩突出的干部得到了重用提拔），应该说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收到了明显成效。但是克服官场陋习，改善官民关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根本上还要从转变观念、强化监督、完善制度上着手，持续不断地改善和巩固。

还有一点要值得注意，今年是新一轮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全面开启的第一年。尽管援疆工作给新疆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但不小心也很容易被极端势力拿来作为“内地掠夺新疆资源”、“汉族人压迫少数民族”的借口。因此，执政者要十分注意对援疆干部和援疆项目的管理和监督。出了事不能以“顾全大局”为借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点上，笔者认为中央必须通过适当的方式，明确表态支持新疆在援疆干部和援疆项目管理上的权威性。否则，任何一件小事，经炒作、发酵，都有可能给新疆工作大局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危险不是不存在。

最后，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包容、变革、开放、亲民的执政姿态。以上相信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新疆大多数群众对张春贤主政新疆一年最直接的感受。因为“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