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互动中的“二元制”因素

              ——关于统筹城乡问题的思考

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过程中，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课题逐渐为各界所关注，谈城乡互动，议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根除“三农”困境，都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因素——城乡二元体制。对此，我私下认为要健全城乡互动机制，促使城乡良性互动，就必须取消“城乡二元体制”。

一、城乡二元体制说穿了还是一种等级制度，一种金字塔结构，一种人为的不公平，也是导致我国城市化落后于许多周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城乡结构的二元化，指的是社会中、城乡间，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结构的断层和分化。而我们似乎又从制度上加以肯定和固化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这突出表现在土地不可市场流通的制度、城乡户籍隔离制度和城乡不同的教育体制。是一种经济不发达而不得不让大多数人丧失部分人权居于社会下层，用他们的低消费节省的资源支撑另一部分人的较高政治和生活水准。其前提是大多数人都是文化落后愚昧无知和盲目崇拜上层的落后群体，即孔子说的“上智下愚”。其次是建立在大多数人对国家财政困乏的理解上。否则，这种结构就难以长期稳定。在科教文化日益发达，信息交通日益便利的今天，要保持国民长期愚昧无知和封建色彩浓厚的金字塔结构的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等级和占有与被占有就有群体和斗争，就没有稳定和谐可言。这与提高全民素质构建现代化和谐社会的主旋律是格格不入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治上的人人平等、经济上的公平竞争、法制上的公开公正，城乡二元体制已不合时宜。在总体已经小康、财税五万亿、外汇过万亿美元的情况下，再继续坚持一个社会两重天式的城乡二元体制，在政治上不合时宜，在经济上也没必要，在情理上亦不道德。况且，农民也不是甘愿永居底层的群体。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村村通公路、通电话、通宽带等现代交通信息设施的不断向农村延伸，特别是众多外出农民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断接触新事物新思想，民智渐开，民主意识渐长，不甘沉沦，纷纷站出来为自己的群体争取权益鼓与呼的精英人物越来越多。由于他们在自己的谋生和经营活动中积累了一些财富，从而使其从事社交和基层政治活动有了财力上的支撑。他们积极参与基层政治事务，成为乡村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政治力量和不稳定因素。如果给予他们立足农村做大做强农业的空间，比如土地使用权市场化允许土地买卖等，他们将为农村土地集约增加农业投入而倾注心力。这将成为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的一件幸事。如果继续实行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坚持目前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把这些人继续捆在几分责任田上，固守家乡充当所谓社会稳定的“缓冲期”、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他们将无奈地冲击现有体制，一方面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力干涉基层选举，以达掌握集体资源，扩张自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目的，从而导致基层选举失控乡村政权不稳；另一方面他们不择手段地拉拢贿赂乡村负责人，以达包荒占地取得资源扩大事业的目的，并由此而导致乡村腐败和农民人均耕地减少、村民上访、骚乱等不稳定。这种情况正逐步成为现实并困扰着农村。长此下去，农村所谓“缓冲器”“蓄水池”作用还能发挥吗？最终将导致城市化延缓、城乡互动不协调、三农问题激化。事实上，由于城乡户籍隔离和农村土地流转不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城乡互动不畅，三农问题积聚，城市化进展缓慢甚至落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总之，有二元体制就没有国民心理的平衡，更无构建和谐社会可能。

二、取消“城乡二元体制”、放开户籍限制、一律国民待遇、农村土地使用权纳入市场不会出现严重的贫民窟现象。一些国家在城市化剧烈发生期之所以出现无业农民涌入城市形成贫民窟，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中国这种“均田制”式的土地改革，在城市化之前就已经是土地高度集中，无业游民（失地农民）普遍的显性失业社会。这些无业游民没有土地甚至没有住所，在农村除了可恶的农场主已没什么可以留恋的，而城市化的到来，使就业渠道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为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希望，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涌进城市无钱租买体面的住房，形成贫民窟是非常自然的。而在我国，由于土地改革消除了封建土地制度，避免了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而导致过多农民实地失业的现象。联产承包制又进一步实现了“均田免赋式的改良。可谓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只是人多地少，隐性失业，既使实行了土地经营权私有和土地市场化流转，只要农民找不到较好的从业门路是不会轻易出手自己的土地的，因此，土地兼并将是渐进的，比较温和而漫长的。从而使土地集约、农民脱土从非和城市化实现良性对接。国外那种绝对的无业农民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是党的土改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缓冲器”效应。并且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出售土地脱土从非的速度和积极性，时刻受到城市发展状况、就业前景、城居成本等因素的牵动和制约，从而使城市化中的城乡互动处于一种比较和谐稳妥的动态谐变状态。正因为这样，一些学者所说的“缓冲器”，“蓄水池”的作用还将发挥，只是变得更动态而协调。从而使农村土地集约流转、农民自由脱土转非、非农人士下乡购土事农，缓解农业投入不足，促城乡平等互利共赢成为可能，实现城乡良性消长互动、城镇平稳扩张，走出一条农村人口减少，劳动生产率提高，城镇扩而不乱、基本绕过贫民窟现象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为建设现代公平社会奠定政治基础。不弄清国内外不同国家城市化所处国情、社会制度、发展状况、时代背景的异同，就简单类比，危言耸听，得出取消“二元制”实行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集约就会导致严重城市贫民窟现象的结论是不科学的。而且，农民可以通过出售土地获得进城从业和居住的部分资本，从而降低了他们入城返贫形成贫民窟的风险。即使由于城乡互动剧烈导致一些波动，出现一些贫民窟现象，在总体已经小康、财政数万亿、基本消除贫困的当代中国，也是比较和缓和可控制的。这肯定比将农民拴在一亩几分地，积怨蓄弊甚至导致三农问题恶化强得多，至少我们又向构建公平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迈出了一大步。如果继续维持城乡二元体制，将农民限制在农村，表面看是少了贫民窟现象，其实只是将贫民窟分散转移到了农村，眼不见心不烦“隐形贫民窟”而已，贫困落后和愚昧迟早是包不住的，显然这不是躲避贫民窟现象的良方。

三、“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三农问题”制造“小农意识”扭曲学术和决策心态的原因。事实上，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几乎完美的适合夹缝生存的理财方式和处世哲学。他们利用自己聪明的智慧在别的群体看来很艰难的生存空间里，顽强地开凿着生活的希望，延续着惨淡的人生，也孕育了自己的精英人物。只是由于政策和体制的原因，使这些精英人物一旦脱颖而出就很快跳出了农门，蜕变成其他社会群体的成员，不再代表或很少代表农民利益替农民说话了。这可以从我们的公务员、人大代表、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身上得到印证。他们多是农家子弟或农民后代，真正是农民或保持农民身份的有几个？这些人在属于农民群体的时候，面对“城乡二元体制”无法改变整个群体的命运，只好无奈地选择了逃避和跳出农门改变个人的命运。跳出农门后，又不得不为城乡二元体制，为继续把农民限制在亩把保护地里充当所谓“缓冲器”，“蓄水池”进行辩护。即使有人热心和关注三农，搞些调查研究，往往是与干部接触的多深入农民的少，也是隔靴挠痒，“欲觅好诗犟说愁”而已。这也许是中国三农问题久拖而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学者和决策者都能超脱自己的家庭和群体替农民群众说话，身不由己嘛，甚至替农民说话就意味着放弃或弱化自己所在群体的利益。何况现在还有许多人一旦离开强制力的约束，其言行就会倾斜失正，不然社会的和谐就不用多如牛毛的法律担保了。这不仅仅单指老百姓，以身试法失足落马的高官也不乏其人。我不知道，那些出身农家已跳出农门的朋友该作何感想。我听过几位讲师和专家的讲座，他们常常用农民愚昧无知的笑话来博取学生的哄堂大笑，其实大多数学员都来自农村，他们明白现在的农民绝没有落后到哪种程度，其实类似于把小麦说成韭菜、毛驴当骏马嘲笑城市人的笑话也有，难道就能说城里人比乡下人愚昧吗?面对老师的陈词滥调，他们只能一笑了之。说不清是笑农民的愚昧还是笑讲师的无知。只能说我们的学者离人民太远了。许多被专家嘲笑的农民言行，其实就是农民的精明之处。有一次在党校听上边来的学者讲课，他讲了一个农民缺乏时间观念不知道时间就是金钱的例子：一个老太太为了十个鸡蛋每个多卖二分钱，宁愿多呆一上午也不肯降价，如果贱卖了干么不比两毛钱多！这位先生不明白，在就业渠道狭窄的农村，一个老太太除了在集上等待以求多得两毛钱以外，几乎没有办法再挣回这两毛钱，回家是等，在集上也是等，为了生存农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过着削足适履般的日子，这个小账大学者竟不会算了！而一旦有机会农民的反应并不迟钝，城里人求亲托友拜政府要好工作，看看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见缝插针无孔不入，从不挑肥拣瘦，只要给钱，什么脏累险活都干。你看那些农村来的商贩、哪些农民企业家，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敢想敢干的精神，精打细算的管理，吃苦耐劳的作风，没几年就发了，令城市人羡慕至极，望尘莫及。农民的小农意识之所以“小”主要原因在于生存空间的限制，是削足适履般的现实所迫。如果给予适当的政策和生存空间，放开其手脚，开拓其天地，也许就成了“大农意识”了。改革开放仅仅在“二元体制”束缚下的城乡之间凿开了一点点互通的缝隙，他们不就缩身变形，见缝插针，无孔不入，迅速地走南闯北，行走于江湖奔波于城乡，到处开拓艰苦创业了吗？在改革的道路上，谁又能说清是农民还是非农人士走得远呢？是农民还是非农人士更加思想解放呢？因此，把农民的愚昧落后作为继续实行城乡二元体制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农民落后，是“二元体制”落后。正是二元体制才导致了今日三农之尴尬，二元之结构，农民之困窘，小农之意识，政策之扭曲。亦造就了社会羞于事农、忌言注资农业的的商界投资心态，使投入不足长期困扰农业。

四、在整体小康的今日中国，“二元体制”已不合时宜。所谓农民愚昧落后、“小农意识”不能成为“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正当理由。长期以来，在不少领导和学者眼里（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或者他们的父母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或者刚刚跳出农门不久），农民似乎是中国社会最落后、最愚昧的社会群体，最典型的说法莫过于“小农意识”。在谈及农村落后的原因时，总把“小农意识”搬出来数落一番，至于农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特别是政策方面的原因，似乎很少有人去探究和思考。好像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如果是这些领导和学者在那里，也许本可以大有作为，却因为那些农民死抱着“小农意识”不放愚昧无知以至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才弄得农村贫困、农业落后、农民愚昧的。于似乎农民之所以窘困全由于不开化。至于农民富有大局意识，醇朴宽厚，倔强而忍耐，浓浓的亲情意识，诸多华夏美德，却极少有人提起过。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大家是否有责任替农民说句公道话？事实上，农民是最宽厚最忍辱负重但并非绝对自闭的群体，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刻维系着国家的存亡，牵动着统治阶级的神经。正是由于历史上农民的多次起义和暴动，才促使统治阶级认真地研究农民以改进对他们的统治，从而达到其家天下治国安邦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封建制度才异常的精致和“完善”，使华夏大地数度地多朝代地出现引领世界科技文化潮流的中华神话。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近于完美的封建制度，往往使人沉迷自闭其中，难以看到它的疏漏和劣迹，难以提出更诱人并超越它的政治主张进而产生新的社会形态，从而导致它在中国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使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几百上千年的时间里难以发展壮大，以至最终落后误国甚至挨打，不得不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只有借用洋人的主义才能救中国。尽管如此，在推翻三座大山挽救民族的斗争中，农民依然是主力军，仍然是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为革命献身留血的多数是农民的儿女。离开了农民中国革命几乎是注定不能成功的。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在总结多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后，把农民看作最该依靠和信赖的群体，放弃了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如何建国问题上，结合农业大国的国情，亦未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变化的哲学观点的。建国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为了尽快筹措资本发展民族经济，实行带有封建色彩的“城乡二元体制”，暂时不让农民进城，牺牲他们部分权力，让农民吃点亏是必要的，也是可以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的。农民人口多，每人少花一分钱聚在一起就能办大事。但这并不等于说那样做就是合理的公平的。也不能说当时面对外界的封锁我们走不出去，国家处处精打细算削足适履勒紧裤带过日子就是愚昧自闭，小农意识，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家想想，农民的遭遇是不是也有些类似呀？农民的贫穷落后、封闭愚昧也是特定的城乡二元体制环境下被禁闭和限制的结果。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进行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人民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农民这个大多数长期作为二等公民对待，甚至将其看作洪水猛兽加以限制，还美其名曰社会稳定的“缓冲器”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唯恐其破壳而出伤了“和谐”，还谈什么解放？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农民同胞，给予更宽松的环境促其开化，更优越的政策促其文明，更优惠的财政支持促其脱贫，关注一下如何解除困绕三农的绳索，却以种种借口将其束之高阁，一有吃亏的差事就想让农民“学雷锋”发扬“钉子精神”在极其有限的生存空间里扎堆呢？尽管如此，我们的农民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没有出现像学者们所说国外那种农民暴动和割据，但这并不能说国家就不欠农民的，决策者和学者们就可以心安理得，或者面对不公平农民就麻木了。相反，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民兄弟宽厚和容忍。这也是中华民族有容乃大的一个民族特质。古往今来，中国农民只要有饭吃，能活着，就基本上不会为国家添乱生事，不在生死攸关之时亦少有干预国事的。不信你看看中国历史，多数农民起义都发生在天灾人祸，因为政策不当而起而争之的少之又少。正所谓饿出来的起义逼出来的造反。因此，不能认为农民不抗争就是三农无事了。时代发展到今天，在总体已经小康、财税五万亿、外汇过万亿美元的情况下，尤其从财力上说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城市化快速发展、城乡互动剧烈、解放农村劳动力让多数农民离乡脱土融入城市社会构建平等和谐社会的大好时机。面对城乡互动中的农民进城潮流，不制订疏导之策，不改革妨碍农民脱土离乡的弊政，再继续坚持一个社会两重天式的城乡二元体制，在政治上却已不合时宜。连一些发达程度不及我们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办到和承受的事，我们居然黔驴技穷了！以农民愚昧落后“小农意识”等种种借口，死抱着集体土地所有制不放，只堵不疏，鄙视农民，用古代封建的兴乱标准对待“三农问题”，将国家的和谐与稳定寄托在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的歧视上，将他们限制在亩把地象牛马一样每人一桩地拴在农村，唯恐其脱缰伤人。还美其名曰社会稳定的“缓冲器”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岂不是坐等三农问题蓄积恶化？君不知这种“缓冲器”和“蓄水池”禁闭了天下多少青春，演绎了多少悲剧，空耗了多少生命？我们在论述称道它们的同时，可曾想过如何向历史向世人特别是向农民交代呢？何况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决不是把一部分人禁锢起来，任其贫穷落后，只要看不见就是全面小康。那种部分人优越多数人添憨的做法，整体小康还可以，全面小康就难，等级社会不会有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五、 综上所述，“城乡二元制”有困闭乡村、禁锢城镇、离间国民、危害和谐之弊，确实到了非废除不可的地步，国家应为废除“二元体制”完善城乡互动机制尽快调查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一是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纳入市场化流转的机制，为农民土地流转和集约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二是破除城乡户籍的隔离制度实行城乡平等流通的统一的国民户籍制度。三是在城镇建设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多为他们就业从非开拓生存和从业空间。如多建廉租廉价小型实用的住房，平抑和限制房价。四是在城镇发展和扩张过程中，搞好科学论证，避免低水平扩张和重复改建以降低扩张成本，适当增加城镇单位面积的人口承载量，避免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低水平无序扩张造成的土地资源及财产浪费。五是搞好城市化教育，制定和宣传市民规范，破除不适合城镇现代生活规范的城乡陋习，避免新旧市镇居民的相互排斥现象。为缔造新的现代化生存共同体构建和谐社会作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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