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灵位

       12月26日，从前是纪念毛泽东诞辰日，但自2007年后，却成了家祭日。

    一幌府君已经离开我们两周年了，顿时不禁勾起了对家父的无尽思念——

    2007年12月26日（农历冬月十七）早上，弟弟来电说：父亲病了，大哥催着我们回家看看。

　　父亲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没有什么大病，11月底他还自己搭车到我这来了一趟。看来此次父亲定是病得不轻，于是，放下电话，我急忙驱车，朝百余里的老家赶。

    一路上，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怎么几件事撞到一起去了呢？因为前一天夜里，我刚刚把第五次中风的泰山大人送到黄陂中医院急救，住院后老丈人一直昏睡不醒。医生反复提醒说，他老人家此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车到长轩岭卫生院，我问了问是医生的妹妹。她的回答是，由于时值冬令，老人抵抗力低，尤其是一些心血管患者，更容易发病。

　　时至正午，我回到老家，看了看躺在床上的父亲，感觉他老人家气色还不错，倒不像个病人。当时，我不禁埋怨家人有点大惊小怪。不过，父亲毕竟年迈体弱，又几餐未进食，我征求了一下老人家的意见，他同意到姚集镇弟弟家去就医。

　　由于父亲四肢无力，是弟弟把他背到稻场，然后我们把他抬上车的。到姚集后，妹妹给老人家输了液，弟弟还给他喂了药。当时，我们兄弟姊妹还开干笑说，父亲一生不咳不啃，活个三五年没问题。

　　我看父亲没大碍，午饭后就往回转，到中医院去看望昏迷中的老丈人。

　　哪知，到了晚上七点多钟，弟弟来电说，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

　　当弟弟问我怎样安排父亲后事时，我当时脑海里一片空白，半晌没有说话。接着，喃喃自语道：我的老父亲，您白天还是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难怪母亲生前给您叫“忙人”。

　　是的。父亲一生一直在奔忙。

　　他1926年农历腊月二十四（即公历1927年1月27日），生于今武汉市黄陂区李集村韩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祖父裴春祥学有一身武艺，早年曾参加赤卫队，一生走南闯北谋生计。

　　在祖父的影响下，在烽火连天的岁月，父亲为精忠报国奔忙。1946年，他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参加新五师，与顽敌进行浴血奋战，直至身患疾病才留守后方；新中国成立以后，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土地改革之中，随后相继任李集乡贫协主席、县委组织部组织员、蔡店区委组织干事、蔡店区李集乡与合作乡党委副书记、书记、乡长等职。

　　父亲生活俭朴。平时吃得简单，穿着随便，居住只求过得去。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厉行节约的运动中，他用芝麻叶当烟叶抽，成为全区乃至全县的典型。

　　他还是一位知错必改的君子。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他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会与写小字，就跑到大悟张家河亲戚家躲了一夜，结果以“逃跑主义”和“对运动有抵触”的名义，被“双开除”回家。

　　当时，一些好心的人对他在文革中受冲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他打抱不平，他却总是说，党没有对不起自己的，是自己辜负了党的多年培养。

　　他穷则思变，是一部不知疲倦的机器。由于我们生产队人多田少，为了做到生产自救，他和祖父带着我们一起在外面餐风宿露放鸭子。刚开始，小鸭子只能吃蛆，在烈日炎炎的三伏天，他挑着一担粪桶，到各个厕所去打捞蛆，尽管又饿又臭又热，还遭人白眼，他却把眼泪往肚里咽。

　　他能屈能伸，为生活奔忙。1970年春，家乡遭受旱灾，家大口阔揭不开锅，他毅然拿起打狗棍，首先带着我和弟弟沿家乞讨。当我们走到八里畈的时候，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我们父子三人只好抱头痛哭了一场。是他的老同事、下放在家当裁缝的彭光国接到家里，才吃了一餐饱饭。接着，生产大队办养猪厂，他又以厂为家，住牛棚，当猪倌，任劳任怨，最后使养猪厂发展壮大。

　　他光明磊落，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改革开放后，不仅复查了他的问题，还享受了干部生活待遇和新五师老战士津贴。2006年，区政府专门安排他到省疗养院疗养，我们兄弟用专车去接他时，他却自己乘车回来了！

　　如今，日子过好了，兄弟姐妹们都想让他安度晚年，他却总是闲不住，不是当天往返，就是住上几天就往回返。

　　上个月，他的钱用完，说要借200元钱，下个月还。哪知，我煮了一碗冷冻水饺，他吃了后又匆匆地走了。

　　回想起来，我没能留下老人家住上了一天，作为儿子实在感到愧疚！这次发病后，子女们把他接到姚集诊治，没想到，他生怕拖累子女，短短几个小时就远行了！我连终也未送到哇！

　　滠河挥泪，长歌动哭。公祭那天，来自武汉、黄陂、姚集的各级领导、至亲好友，以及家乡父老数百人，纷纷赶来为父亲送行。吊唁忙碌一生的父亲，艰苦奋斗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