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报道过法国著名政治季刊《国际政治》的一桩丑闻：该刊常驻美国“名记”德巴凭空捏造了一篇对奥巴马的独家采访，让奥巴马批评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战争，曾一度引起全球轰动。文章发表后不断有读者询问：该记者是否遭到司法惩罚？然而回答是：没有！很多读者不理解，造假新闻难道不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严重侵害吗？由此而引伸出这个永远会引起争议的话题：新闻自由与知情权到底谁更重要。

首先应该滤清的是，新闻自由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显然不是同一范畴的。然而在法国，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将三者混为一谈。实质上三者是有着严格区别的。思想自由几乎是无限的，言论自由则受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约。而新闻自由则更是有着严格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的限制。

事实上，法国在爆发1789年大革命之后，在“人权宣言”第11条款的启示下，通过了著名的1881年7月29日“新闻自由法”。然而很多法国人今天都忘记了，就是在这条法律中，在保障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在行使新闻自由权力时也必须遵守的必要限制，如果违反这些限制将构成“轻罪”。其中最重要的限制有两条：其一是不得“煽动犯罪和违法”，包括“谋杀、抢劫、放火等”（也就是说，如果在法国，声称“出门右拐是政府”这类明显具有煽动犯罪的言论，将必然遭到司法惩罚）；而且司法惩罚对象不仅仅包括撰写新闻的记者，而且同时包括发表类似言论的报刊和发行该报刊的单位。其二是不得侮辱国家领导人（包括总统和总理）（“新闻自由法”第26、37等条款）、外国大使等特命全权代表等。耐人寻味的是，在1881年7月29日新闻自由法中，还包括禁止侮辱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条款，但在2004年修正案中将其取消。此外该法也保护普通人，禁止新闻侵害个人名誉。

由此可见，新闻并不是绝对自由的。除了法律的柜架外，事实上新闻自由还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其他约束。在法国还存在着隐形的“政治正确性”红线的制约。

但令人蹊跷之处，则是新闻自由为何不受“事实”的限制。在最近发生的法国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报道中，媒体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将昨天的受害人描述成今天的罪犯，令公众瞠目结舌。事实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新闻越来越变成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这证明，在今天的西方，新闻自由已经走到了一个扭曲的程度，将原则与目的混为一谈，从而从某种程度上严重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

本来，新闻自由的原则，是为了保障公民有知情权，以防止任何权力以任何借口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当约翰·弥尔顿提出“出版自由”的观点时，主要落脚点在于思想、观点和价值观必须有充分自由的空间，才能在辩论的过程中越来越接近真理。但弥尔顿并没有意识到当出版自由发展成为新闻自由时，观点之间的争论，正在演变成“事实”之间的混战。出版自由是为了保障观点的碰撞，而新闻自由却将对事实的阐述，加入了主观的思想，从而使客观事实变得模糊起来，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民众的知情权。

我曾分析过法国一家大报对7.5新疆事件的报道。从该报道可以看出，那位法国记者实际上在随心所欲地对发生在新疆的事件进行裁剪和诠释。该报道主要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扭曲事实：一是在事件的真相上，将汉、维、回等各族无辜人员被打被杀，一律扭曲或暗示为全部或主要是维族人被汉人军警所杀；二是篡改历史，将新疆描述成被中国殖民的“国家”，从而将这一恐怖事件说成是“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反抗”。从这一事实就可以一窥为何今天的西方如此强调“新闻自由”而完全忽略“公众知情权”。

众所周知，人们对事物的道德判断，首先是来自对事实的了解程度。因此，如何将事实报道给公众，是新闻记者的根本任务和义务。正是为了防止来自其他方面的强权阻碍新闻记者将事实报道给公众，所以卢梭提出，新闻应该保持独立和自由，因为他认为，舆论是对政府的一种法律外的监督，因此只有保证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实际处于这一监督之下。由此而引出了“新闻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大权力”的说法。这样，新闻自由就演变成一种统治手段，在今天的西方民主社会里已经成为呼风唤雨、操控选举、主导政治人员沉浮的一个重要武器。因此，保证这一武器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问题是，要保证这一武器的自由，就必然会损害公众的知情权。

在上述新疆问题报道中，记者享有“完全的自由”，但法国公众对到底在新疆发生了什么事却没有任何知情的权力。因为即使事后证明该记者在这一报道中违背了事实，在新闻自由的保护下，在目前的法国社会，记者也绝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也就是说，新闻记者就只有权力，而没有任何义务。其报道是否事实，被其报道的自由权力冲得无影无踪。正是这种扭曲的新闻自由观，使得《国际政治》季刊伪造奥巴马专访的记者并没有任何司法麻烦。但问题在于，上了当的民众的知情权，又由谁来保障呢？

在法国，公众的知情权往往只是通过一些记者公约来保障，即记者应该本着“良心”来依据采访事实来报道事件。但这些公约都没有实际法律约束力。其直接后果，就是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报道他心目中的“事实”。在法国一家著名网站，一名网友在列举了该网站对中国的最近十篇报道后表示，十篇报道全部是负面的，使读者不得不对这个国家产生负面的印象。这是客观事实吗？这名网友批评该网站“显然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来对中国进行报道”，而非将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法国公众为己任。但他不得不也承认，网站有权力这么做，新闻自由使然。这位网友一针见血地提出，只报道负面新闻，“这是对舆论的操纵”。这恰恰是对新闻自由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最佳诠释！新闻自由本应服务于知情权，而今天的西方，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在西方控制着世界话语权的背景下，过度强调新闻自由和极端忽略知情权的结果，就是使西方民众对世界有着一种普遍扭曲的、片面的观念。这种观念还往往冲击南方没有话语权的国家公众舆论，从而形成事实与观念之间的巨大鸿沟。它可以使一个经济连续增长三十年、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国家，却普遍仰望经济低迷、负债累累、陷于困境中的西方……

如何才能正本清源，使“新闻自由”这一原则，重新为“保障公众知情权”的目的而服务，是全球、特别是西方大众传媒应补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