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我们怀念了一个血性的少年，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家园和民族的尊严。

让我想不到的是，一个网上的朋友说：“我们鼓励死亡的教育是错误的，要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上战场，除了苏俄这样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非洲这样落后的地方外，在其他是被禁止的，也是违背国际战争法的，这样的事情值得我们感动和骄傲吗？”

我的父亲在1939年一个洪水滔天的日子参加了新四军，站在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序列里。那一年，他十五岁。我想，那时，营养不良的他可能还没有手中的长枪高。我曾问他，为什么非要参军呢？难道真的不怕死吗？他回答，日本打过来了，没有家了，不参军，更活不下去。

十五岁的他应该还是一个少年，他只读过四年私塾，并不懂得多少反抗侵略的道理，也不知道所谓的国际战争法，更不知道什么是“死亡教育”。他只知道，为了活着，为了有一个家，他必须反抗。如果说有谁对他进行了死亡教育的话，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手中的屠刀。

在有人要剥夺你的生存权利时，世间所有的法则将浓缩为两个字“自卫”。

国际战争法对无视它的人毫无意义。如果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国际法表现出一点点起码的尊重，也许那场让数千万中国人失去生命的战争根本不会发生。

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言论自由对一个无话可说的人毫无意义。信仰自由对一个失去信仰的人毫无意义。

当日本军队用毒气弹让27万中国人死于非命的时候，他们遵守了国际法么？

当日本军队在南京屠城，在河北屠村的时候，他们想到国际法了么？

当日本军队用活人进行细菌战试验的时候，他们是模范守法人么？

当日本军队让未成年的神风突击队员对美国军舰进行自杀式攻击时，他们进行了什么教育？

试想，如果我们宣传让所有未成年的中国少年垂手而立，毫不反抗地接受日本的侵略，我们这个民族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么？

我佩服那个叫邱吉尔的英国首相。他知道，战争，就是死亡，战争，是不该发生的，战争，是狗日的。但是，他仍然大声疾呼：“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惟一的、不可变更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消灭希特勒，肃清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什么也不能！我们决不谈判；我们决不同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进行谈判。我们将在陆地同他作战，我们将在海洋同他作战，我们将在天空同他作战，直至邀天之助，在地球上肃清他的阴影，并把地球上的人民从他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附：日本侵略者杉下兼藏的口供

1932年2月我任日军混成第9师团卫生队第一中队第一小队第一分队长军曹时，于同年2月侵入上海。在复旦大学我看到日本天皇御用菊纹被踏在地下，当时我觉得侮辱我们，我决心在上海无论老幼都要杀掉，因此定了在上海要杀害100名中国人的计划。

1932年2月5日，我与山本曹长到上海复旦大学宿舍一老百姓家中，企图掠夺东西，发现两个小孩藏于床下，我亲自将一约7岁男孩摔死，将尸体投入河中。同日，在上海江湾镇与十九路军混战中，我亲自用刺刀刺死十九路军将士5名，并令部下刺死15名。

2月6日，在上海江湾镇阵地与十九路军交战时，我亲自用军刀刺死十九路军战士3名，命令部下刺死3名。

2月7日，在复旦大学内，将300余册书籍烧毁。

2月8日，在上海江湾与十九路军交战时，亲自用刺刀刺死5名，命令部下刺死了10名。

2月19日，于江湾镇陆家桥吴淞路东侧，正在看日军36连队在该村放火时，由此村跑出5个小孩，我用手打了其中4个，后将一约6岁的男孩摔死投入火中，其余皆向赛马场逃去。

2月21日，在上海江湾镇北16公里之白杨村南，我命令部下森田上等兵用枪打死失去联络的十九路军中士一名。

2月22日，在上海白杨村南侧运输日军伤病员时，发现有十九路军伤员3名，我用脚将他们踢下河淹死。

2月24日，我率领我分队士兵28名到江湾北方支援日军作战，我命令部下射杀十九路军战士15名。

2月25日，于同一地点命令部下射杀十九路军战士十几名。 

2月26日，带领部下20名向江湾北之阵地与十九路军作战，捕获俘虏3人，亲自刺杀1名，其余二人由部下杀死，并掠获轻机枪6挺。

3月1日，于大场镇南约1公里小庙中收集伤兵时发现十九路军女兵2人，我用军刀将其杀死。在崔家桥战斗中杀死十九路军战士1名。

3月2日，于大场镇、真茹镇间公路旁的竹林子内，我亲自用军刀刺死十九路军伤兵3名，命令部下刺死15人，向前走时发现伤兵12名，亲自用刀刺死2名，命令部下刺死10名，后又刺死3名，命令部下刺死15名。在此日共杀死约50余名，我亲自杀8名。

3月4日，为了做饭，我带领部下20余人，将南翔镇一家院房屋内门窗家具全部破坏、烧掉，又将一商号酱油等3000余斤全部撒在地上，并命令士兵随便掠夺，我掠白洋10元。

3月13日，我参加修筑工事时，在真茹国际广播电台南两公里通往铁路的散兵壕内，发现有5名负伤的十九路军士兵，我亲自刺死于沟壕中。

3月15日，任第9师团第7连队第一大队卫生队步兵曹长，在镇茹铁路南侧修筑工事中，刺死十九路军士兵伤兵5名，同时在真茹镇西街游玩中，在一家民房内掠去了4幅千年的古画。

3月16日，在真茹镇北方10公里修筑工事时，发现十九路军5名伤兵藏于居民家，我命令松田等上等兵用手榴弹集体炸死。

3月19日至4月15日，在真茹国际广播电台附近杀死十九路军伤兵十几名。 

4月20日，在大场南约1公里的阵地内，日军混成第9师团为了拍照上海会战的情况，将60名俘虏和老百姓伪设成战斗情况，并有飞机助阵轰炸。当时我代理小队长指挥作战，共打死10名，其余50名由其他小队杀害。拍照印8万册以上，拿回日本宣传。

4月20日至5月10日，先后三次在上海吴淞路用手枪威胁强奸妓女3名。

4月23日，在上海杨树浦路一名一等兵强奸中国妇女，引起民愤被围困，我路经此处，亲自解围，殴打老百姓3名。

（杉下兼藏在上海的3个月内亲手杀害了63名中国人，包括平民、伤兵和俘虏。不知那位指责中国进行死亡教育的网友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