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睁眼已是11点多,但是太累的缘故,就是不想起床,倚在枕头上看一本书,名字叫,《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第一次知道这书是从《明报》上，香港才子马家辉的一篇关于这书的小专栏。他很推崇。马才子推崇的书，我自然要看，但是原先对于男人写前妻的爱恨纠缠，总心里有些障碍；觉得，男人吗，心胸自然要宽阔些，两个人之间的事都已随风而去，再拿出来说，总归是不好的。因此也没刻意去找，直到在同事的桌看见有，就顺道借了来。也算是一慰我之前的心愿。

洪君彦洪先生的这本书，最早被读者看见相关的文字是在2004年2月23日《明报》上开始连载的。可是登了三天，就在第三天的文末还有“之三。明续”的附注，下一天，报纸上，却突然没有了洪先生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取而代之的是洪先生的亲笔“停稿启示”。他是这么写的：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之后，再看见，就是在去年出版的这本几万字的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的，洪君彦先生写的全本〈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我很想看这本书，于是在周日的早晨阳光里，仔细的翻看起。刚打开，就在洪君彦洪先生的前言“我不再沉默”，赫然看见这样的文字。

“近日，在香港凤凰卫视一个短短五分钟的节目中，竟然听到主持人说，‘毛主席鼓励她（指章含之）和她有外遇的丈夫离了婚，她的人生就更传奇了。’节目播出当晚及随后几天，我接到许多电话。一位知情者说：‘主持人如此评价所谓的成功人士太可笑了。可见她太不了解章某过去的种种。”

旁边附有注释为，2007年5月10日晚上凤凰卫视贝因美〈非凡人物论成功〉。

那是我的节目.

章含之在我原先的眼里，认为是一个传奇的女子，出身名门；而她和乔冠华之间的那场忘年恋，也在我心中，是缠绵悱恻。我知道她离过婚，但是第一个先生是谁，因为什么而离婚。也是透过章含之自己的文字，还有她的采访略知一二。

章含之说，一次毛主席当着好几位领导的面，突然批评起章，说，”你没有出息“。很突然的章一时还没反应过来，这“出息”指的是什么。主席又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于是，在领了“圣旨”后，章与洪先生离婚了。

关于章含之的那期节目，我是这么说的：

章含之（上）

章含之：第一次看见毛主席，我也没想到今后的命运，他会起那么大的作用。（采访）

今天我给您介绍章含之，提起章含之，就一定会和这三个男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她是民国时代大律师章士钊的养女，毛泽东的英文老师，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太太。也正是拥有了这么多闪耀着光环的称谓，章含之自己也意识到，在她的生活中，一直都是别人的什么人，而没有太多的自己。她一生传奇而坎坷的经历其实从她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章含之：我实际上是个私生子，我的生母为了要报复我的生父，因为他们不肯娶她进门，她就说她要把我送给上海的“下只角”。（采访）

章含之的生父，在上海当时是家族显赫，而她的生母虽然是漂亮非凡，但只是一名普通的售货员，于是门第间的悬殊，使他们无法结为夫妻。为了调停章含之亲生父母间的恩怨情仇，当时担任他们律师的章士钊就领养了章含之。于是，从1935年章含之出生起，她的一生就开始了传奇的一页。

这是那天我的节目稿，按照章含之，之前接受的采访，写的关于章含之的文稿。但没料到，会给洪先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及不快。

洪先生的书我认真的读完了，读完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和洪先生说一声，“对不起”。

道歉的原因，不是我说错了。因为，事实的真相，尤其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其他人是没有办法做判断的。事件中的两个人，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都有着不同的说法。很难用简单的“谁对”“谁错”来评价。而我为什么要承认错误，我错，错在，我自己对于事件的判断和理解，缺少了多角度去考证的思维。

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行事方式，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古语有云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马家辉马先生说的好，“基于立场角度的殊异分歧，同一个故事会出现的不同的版本。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历史述说，本就该是众声喧哗，历史的真相经由不同的述说选材，而有机会逐渐成型。她说她的，他说他的，而我们透过别人的故事而认识历史，自该哀矜毋喜”。

我错，错在哪里呢？

在〈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书的附录里有这样的一篇文字，由耿一刚写的〈多维历史，兼听则明〉。他说，对于媒体，他的观念就是应该在对事件做报道时，一定要有多维的视角，多角度多侧面的反应事件，而不让受众受到单纯片面的影响。他推崇美国FOX新闻开宗明意的一句话，“we report,you decide".耿先生译为，“报道责任在我，判断悉凭台端”。

他也很赞成马家辉所说的，“让历史的真相经由不同的述说选材而有机会逐渐成型”。他还说，“诸家共同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就是对人物和事件多元化和复杂性的认同，对公正、公平的理性诉求，对公众的智商可以卓裁的信任。”

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深深自责。耿一刚说，

“对比之下，大陆和香港有些电视台，通过主持人的倾向性采访，为XX提供了单方面的信息发布平台，凭借话语霸权，规范思维定势，实际上剥夺了草根庶民多维的思考事件、评价人物的机会和权利，这就有欠公允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事情的角度，也总会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角度，去倾吐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章含之没有错，洪君彦也没有错，他们只是各自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角度，去说同一件事。立场不同了，角度不同了，我们看见的解释也不同了。所以，单纯的“对和错”，“好和坏”是无法作为单一的答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很感谢洪先生的这本书，虽然致歉于他在前言中，写道的，那些“不知内情的青年记者或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歪曲事实”，让年过70，“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难眠，有时会从噩梦惊醒。”我为自己，没有做到在“兼听则明“的状况下，多角度、多侧面的去述说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故事，对于事件中的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影响而感到抱歉。也为洪先生在书中，以及其他文化人在书中，所提出的“多维思考，兼听则明”的思维方式，而感谢。感谢洪先生为人师者，对于我这个未谋面的陌生人，给予的人生教诲而感谢。

我才疏学浅，满腹话却不知如何表述，只好用章伯钧先生在〈中华论坛〉上的发刊词做文章的结尾。章伯钧说，

“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挟人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尊重民主的精神，确立民主之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还是择善而徙，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同样一个故事，章含之说了她要说的话，洪君彦说了他要说的话。现在的年代好了，至少在有限的话语空间里，我们还是比以前多了很多，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权利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