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如梭，1976年的我是一个接近15岁的少年，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现在的我——中年人。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爱仰望星空，企图在遥远的宇宙里追寻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但时光一去不复返，我知道，我这辈子所丢失的童年和少年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此时此刻，我会默默地在心里唱起邓丽君的歌：“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

当1976年的钟声刚刚响过第8天，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便在寒风刺骨的黎明前的黑夜里通过遍布我们生活区所有角落的高音喇叭传到了正在学校跑操的我们的耳朵里，在黑暗中，我发现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忽然离开了跑步的学生们，躬身用手捂住了脸，随后，传来了轻轻的哭泣声。这时，不谙世事的我们不知所措，但能感觉到一种不大吉祥的气氛。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组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我们扎了好多小白花，写了好多悼念文字，······，当一切准备就绪时，突然上面下达了文件，于是，我们这群天真幼稚的中学生便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革委会的领导念文件。其内容大致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不要搞悼念活动，什么警惕阶级敌人之类的。总之，不让大家公开的悼念周恩来。

到了4月份，我惊愕的在高音喇叭里听到了震惊中外的“四五”事件。当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变成“反革命暴徒”？？？

有一天晚上放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电影，片名我想不起来了，可有一断情节我至今都记忆犹新：一群孩子在平地上踢球，一个德国军官领着几个士兵在一旁看，当足球踢到这个德军军官脚下时，只见他用穿着大靴子的脚踩住了球，眼睛里露出凶恶的目光，并毁坏了足球，抓走了这群孩子。

第二天，我们一群孩子正在地里“焖土豆”。只见几个“民兵小分队”向我们走过来，当他们看到我们已经挖好了小洞，搭好了土块，正准备点火时，有一个“民兵小分队”提着一根木棒，用他那穿者高腰大皮鞋的脚踩塌了我们的“劳动成果”，他的眼神里露出了与电影里的德国军官一样的凶狠的目光——没收了我们的土豆，把我们带到了民兵值班室，在一阵并不太严肃的审问笔录之后，罚我们给他们打扫操场卫生。从此，我只要一见到“民兵小分队”在大街上巡逻，我们便会像躲日本鬼子一样跑开。然而，我还是被他们抓了一次。

那是一个夏夜。我正巧遇上一位喜欢上房掏鸟窝的同学，他让我帮他上到房顶，我帮他上到房顶之后就在墙下等他，这时，过来两个巡逻的“民兵小分队”，拿着手电乱照，发现我在墙下站着，便问我站在这干嘛呐，我回答说没干嘛。对方说我不老实，竟上来抓我的脖领子，我一急便嗓门大了起来：你们要干什么？我看你们简直就像日本鬼子和德国法西斯。不曾想，就这一句话给我惹来了更大的麻烦。第二天早上到学校，我便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被一位厂保卫科的主管大声批判了一通，他反复问我：“你还是一个孩子，可说出的那些反动话像是大人教你的，是不是有人教唆的？”我也一再表示没有人教，向他说了许多违心的自我批判的话，最后，他责令我写深刻的检查。并告诉我，如果检查写的不深刻，这件事的后果很严重。当我走回教师后，我见到同学们异样的目光，并时不时地听到背后的窃窃私语。

1976年的夏天，我难受的日子。这段时间，我总爱一个人跑到我家后院的枣树林里去，独自胡思乱想。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我只是与同学说了一句玩笑话或是俏皮话，就会被“工宣队”的工人师傅定性为思想有问题？

7月6日，朱德去世，那天晚上洗脚，我的胸脯莫名其妙的痛了一阵子，我甚至有一种要死的感觉。辽宁地震，唐山大地震，让我第一次感到了人类的弱小与无奈，我开始对“人定胜天”产生了怀疑。四川松潘的地震波及到了兰州，吓得大人小孩纷纷跑到外面睡觉。我也不列外，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我将电影版的连环画《杜鹃山》《春苗》时时揣在怀里，可我从来也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喜欢看杨春霞和李秀明那漂亮的脸蛋。因为在当时，那是特流氓的思想。

7月初的某一天，我竟希里糊涂的入了“红卫兵”。此时的我，却没有一丝兴趣。因为，我们班里超过一半的人都是“红卫兵”了，那些得意的同学们有些正在准备入团了。

9月9日，我与同学们正在玩得高兴，忽然，高音喇叭响了，说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叫大家收听。顿时，空气凝固住了，我的心里也猜出几种可能，有同学突然说：“会不会是······”另一位就追着问：“是什么呀？”又一个同学说：“毛主席的身体就是好”。我们笑一笑，便不再谈论此问题了。

我知道，此时要小心了。

在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我表现得很不错，写作文怀念毛主席，还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可这对我的压抑有多大。不敢与人多说话，怕一不小心，被人抓住哪句话上的漏洞，把我告一状。

更不敢在众人面前露出笑容，怕被人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上去。那时，曾经有人就因为一句玩笑话而被打成反革命抓进了监狱。

10月，“四人帮”倒台，我也模糊的感到政治环境略有宽松。

随后，便是一系列的快速变化。

之后，我们开始知道了许多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