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北川地区发生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受灾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受灾人数逾百万。顷刻间，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为救助在这场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时间启动“一对一”孤儿助养计划，号召大家向无助的灾区孩子伸出援助之手。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底，孤儿助养项目的资助范围，已扩大到包括汶川地震灾区在内的全国12个省、51个县市区，受益人数达7297人，救助资金达2500余万元；其中，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中用于孤儿救助的额度为1592.95万元，已使用资金1456.01万元，共资助汶川地震灾区孤儿3658人。
    面对公益组织的号召，无数人群起响应，中金基业集团董事长常文光就是其中之一——在“一对一”孤儿助养项目中，他捐出数万元款项，用于灾区孩子的学习、生活。然而，在他收到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具的发票之后，便没有了下文。日后，随着时间推移，常文光忙于事务，便再没有收到关于结对孩子的任何信息。
    三年后，当常文光先生关切地问起孩子的情况，项目组才告知了七个被捐助孩子的姓名、住址、家庭背景以及款项用途，并补发了结对卡和荣誉证书。面对中金基业集团工作人员的质询，该项目负责人解释说，由于当时是现场捐赠，忙乱之中，许多捐赠人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几年来，我们也在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他们”。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作为公益慈善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常文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赠并非仅此一例——早在2007年，中金基业集团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战略合作伙伴，捐赠善品、协助募集善款就已达人民币1500多万元；仅中金基业集团捐赠的金画《清明上河图》一项，就拍出 400万元的全场最高价。
    显然，这并不是一次完善的公益活动——所谓“一对一”，捐助人却并不知道结对孩子的下落；许多像常文光一样的捐助人，对他们所捐助孩子近年来的成长，也无从了解。如果结对卡只是在经年后补发，“一对一”的意义无疑将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慈善是“兼济天下”，是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助天下苍生远离困顿。对社会中坚力量来说，慈善更多的是对自己心中扶弱助困的一种个人尝试和局部实现，是“君得其志，民赖其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的理想践行。
    所以，以义制利、以儒行商，历来受到中国企业家的追捧。慈善捐献，不但献上了商界精英、社会中坚的一份爱心，也献上了他们应尽的一份责任；几万元的捐助款项，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并不算多，但足以彰显一个他们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然而，运作机制的不完善，却并不能推助人们更加热爱慈善，甚至会产生消极影响。
    实际上，这不过是中国企业家捐助困境的“冰山一角”。除了慈善捐助运行机制的不规范，税收政策也并不鼓励企业做出更多的慈善捐赠。凡此种种，使中国企业家对于慈善捐助、公益事业，充满了“想说爱你不容易”的心结，与西方社会形成强烈对比。
    2010年6月，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与投资家沃伦•巴菲特联合发起“捐赠承诺”行动，号召美国的大款们捐献出过半的财产，用于慈善事业，仅仅两个月，便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响应——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利森、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华裔生物制药大亨陈颂雄夫妇、《星球大战》导演乔治•卢卡斯、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戴维•洛克菲勒、希尔顿家族的巴伦•希尔顿……均赫然在列。
    这场划时代意义的捐献革命首先在美国发起，显然并非偶然。如今，中国商业已与世界全面接轨；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重塑，召唤健全、成熟的慈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