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排华运动”的思考

从发生大屠杀开始，成千上万的印尼华人风雨飘摇，可以说是朝不保夕，过着脑袋栓裤腰里的日子，我们现在的人看起来好象都是某某人的原因，比如刚刚去世的苏哈托总统，有人欢喜，有人唾弃，有人哀叹，但这些都只是无足轻重的原因，仔细的看了华人的背井离乡、喜笑怒骂、起起落落、悲欢离合、生生死死，令人感慨万千，我不禁问天，坛坛众生为何来为何去，天予以生命，又何天意弄人，匆匆将其带走，留下几多悲叹，几多忧恨。思来想去，还是聊做牢骚，以期勉励。

一、大背景大环境大历史大社会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国无宁日，民何以安，国无定法，民何以生。国无余资，民何以和。

1、          历史原因：殖民主义的阴谋，离间计，人为造成了隔阂。

2、          民族原因：极端民族主义的排挤，种族歧视、国家发展的结果。

3、          经济原因：贫富差距的敌视性，劫富心态，阶级斗争，社会不平等的结果。

4、          文化原因：文化沙文主义的优越性，等级差距的心理落差。

5、          宗教原因：极端宗教主义的排他性，宗教意识的不认同。

6、          政治原因：统治阶级的阴谋，政府转移无能的牺牲品。

7、          军事原因：独裁者的嗜杀性。

8、          法理原因：无民主、无法制，法令的朝令夕改、随意性、不平等性等原因使得华人连基本的人权都不能得不到保障，更何谈经商、从政等权利的保证。

9、          中华民族的孱弱和政策：所谓国不为国，国力的衰落，政府的懦弱，使得炎黄子孙遭人欺凌，而无吭声之力，正应了国弱臣辱，民命如篓蚁。清朝视华侨为弃民。

引自凤凰网：中国封建专制政权将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视为“背弃祖宗庐墓”、“自弃化外”的“莠民”，对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 甚至持敌视态度。华侨华人沦为海外孤儿，得不到中国政府的保护，任人杀戮而无人过问。晚清民国时中国政府虽制定了一系列护侨政策，但由于我国国势衰弱，对 保护华侨华人实际上并无大作为，遭人轻视，印尼排华势力凌辱华人无所顾忌，故而猖獗。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印尼与中国之间有相当长时期内断绝了外交关系， 印尼政府禁止印尼华人与中国来往联系，中国政府无法真正做到保护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有段时间受到错误路线的影响 和严重破坏，出现了一些失误，尤其是印尼动乱和骚乱发生时中国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华侨华人生命财产安全，也是造成近数十年来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 浪潮肆无忌惮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红溪惨案震惊了印度尼西亚、中国和欧洲。荷兰本国和巴达维亚殖民当局都害怕清政府会因此采取报复措施，曾派出 专使乘专船携带“说帖”前往北京活动。此时中国正当所谓的“乾隆盛世”，但清朝统治者竟认为“被害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 干严谴。今被其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七)

10、        自我团结和保护的意识缺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妥协性，利己性，使得在银尼的华侨犹如一盘散沙，只顾追求经济利益，偏安保守思想严重，却不知自己是无根浮萍，风吹草动，首当其冲的便是他们，忘了无权无力时，任人宰割的盘算，缺乏居安思危的思想，一旦遭受迫害，便容易失去主心骨，成了难民。加上容易被小恩小惠迷惑了心智，不知道自己只是当政者的一个棋子；一旦无用武之地，便只有走狗和弓的命运。岂不令人叹哉。政治家的“不可使民知”的心机是如此的阴险。

引自凤凰网：正如印尼前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所指出的，由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许多中国商人、工人、手工业者”“不仅 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中国的技术和古老的文化”，(《人民日报》1955年6月3日)因而在印度尼西亚岛屿城乡间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并享有相应的 威望。公元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入侵印度尼西亚时，也曾清醒地意识到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无数岛屿的开发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任荷兰驻巴达维亚首任总督 的彼德逊·昆曾在其给上司的信中写道：华人是“辛勤劳动，没有武装，不用害怕的人”，“这个‘新兴共和国’里无论什么民族都可以容纳，但华侨人口必须永远 占绝对多数，这个国家才能生存。”(《彼德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卷二，702页)为此，他曾对万丹实施封锁，迫使在当地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 两千多名华侨迁至巴城。彼德逊·昆声称为了在殖民地“攫取更多的利益”，“在世界上对我们最有用的莫如中国人。”他在1623年离职时劝戒其继任者“利用 此时印度洋的季节风，派遣舰队到中国沿海去，尽可能把男女幼童掳掠回来。这是最要紧的事。”(Mac Nair：Chinese Abrood,p.52)为此，荷兰殖民者曾以武力侵占我国的领土澎湖列岛和台湾，进而到厦门、海澄等沿海地区大肆掳掠中国人，辗转运到巴达维亚当作奴隶 出售。同时，荷兰殖民者不惜派船舰封锁马尼拉、澳门以及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诱使甚至劫持中国商船前往巴达维亚贸易。殖民当局训令其官员“优厚接待”“经商 的华侨，并大量发给华侨自由入境证，欢迎他们来巴城。”凡来自中国的商船，只要每艘交纳550里亚尔后，“不论其只数多寡，船舶大小，货载贵贱”，一律不 加“盘查干扰”。(『荷』鲍乐史：《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中国商船除带来丝绸、纺织品、茶叶、瓷器、铁器等印度尼西亚人民生活必需品 外，还带来许多因生活窘迫而不得不移居印尼谋生的华人“新客”。据外国史籍记载，至1739年，居住在巴达维亚城内外的华人人口已达14962人。当时整 个印度尼西亚包括巴达维亚在内仍是野兽横行的荒凉未垦的处女地，“华侨担任的工作是酿酒、割草、伐树、挑水、烧窑、制砖、打铁、制造木具、种植蔬菜和培植 牡蛎等”。(『荷』费缪伦：《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和1740年动乱》第8页)“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做生意的人，然而他们的手工艺比任何一位(东)印 度人都更高明；他们大部分从事于打鱼和耕作，尤其是种稻、种蔗和种玉米；有些人虽然仍以打鱼为业，但主要还在于做买卖。”(约翰.纽霍夫：《东印度的非凡 航行和旅行》)也就是说，华侨活动的经济领域囊括了农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开发建设的各个方面。故而有人赞道：“巴城如果没有华侨， 几乎不能存在。”(弗列格：《东印度群岛史》)因此当时的殖民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华侨，而要使东印度获得辉煌的成就，提供丰富的物资，创造幸 福的生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巴城寄荷文牍案卷》1744年第二卷)

二、反躬自身，还是人的劣根性、愚昧性决定了人的命运。所以人若要自强，首先就是要具备清醒的头脑，独立的思想和精神，其次要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再次具备政治的头脑，强烈的集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要有强烈的爱国心，国在家在，国弱家弱，国无家无的责任心。因为一个人是很渺小，渺小的东西，想立足于世界，想有自尊，没有国家的观念，没有民族的观念，那也只能是别人板上的砧肉，随时都会消失于浩瀚的宇宙和历史的长河中，死得连鸿毛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