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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之祸，是吃了西人谬误理论之亏

               文/徐躬

其实，工业社会的出现，乃是尊重和保护私有劳动的结果。因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理前提，则为个体私有劳动的存在。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工业社会在近300来年的运作中，才有了不同于农业社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可言。可这种全新的意识，迄今为止，现代理论界却还未能给予正面诠释。

一个有趣的对比例子：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往往是那些刻苦学习能考出高分的孩子，毕业后走向社会，大多数只能是去从事于公务员工作【旧中国时是去挤仕途】，一旦挤不进去，结果就成了‘百无一用’；而往往那些学业难成、或是没有机会进高等学府的孩子，提早进入社会后，却有不少的在后来成了富贵的大老板，于是，也有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赞誉。

这个大家都熟知的中国现象，到底是社会问题，还是教育问题?通常的路人评说，各有高论，但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罢了。如果说是个教育问题，说实话，也有点冤枉教育界的公务员们，因为所谓的公务工作，就是在操守程序化的条条框框，他们吃的就是这碗饭，何况在此之前，中国教育还具有官办性质加产业性质，其中的猫腻又多；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父母的选择，因为除了目前国家有规定普及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外，没有哪一条法律条文要求每个未成年人必须的去上大学，那么，你既然要通过高考去‘入门’了，就怪不得人家高等学府用围墙内的条条框框如何归置你了，即所谓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说这是个社会问题，这是显然的，的确没错，不过，就教育的接受者而言，现在也只好说你是‘偏向虎山行’，自己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以上的例子，在理论分析中，还会发现是一种社会悖论问题。

人们平时常说的热爱劳动，这原本是社会公益的基本需要。既然人类社会是个有组织性的劳动群体，那么，一个社会要教化孩子从小就去热爱劳动，懂得是劳动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切，这当然是自然的，也是必须的，所以是理性的。认为在农业社会去好好种地，在工业社会中去好好做工，只要这样坚守在社会第一、第二类劳动中，就是一个人好人应有的良好品德【尤其是在中国自古有之】。但是，社会上开展的教育【古时称之为读书】，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的目标，却好像是让受教者要远离种地和做工这种劳动，培养出的是一些精英【西文称白领】，而且是由精英来把持这个社会各个角落的管理层，形成了做工的与读书的两厢对立的现象。所以不难看出，社会公益与社会教育，是不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去坐而论道的。

现在，一方面如前文分析的，因为广义劳动意义的引入，在第一第二劳动这种生产领域的基础上，相关的服务工作，管理工作，科研工作，科技工作，教学工作，文艺工作，理论工作，等等，都是属于一个高度文明社会必备的劳动，而且事实上，越是发达的社会，第一第二劳动越是显得简单，故而如今在生产领域中有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知；另一方面，在工业社会经过两三百年的运行后，到了今天，的确是也能体会到，它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关键所在，就是尊重和保护个体私有劳动。

新中国前30年的民众【还有前苏的70多年中】，压根儿就不敢说自己有私有财产的事，也更不能去提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了，否则就会被‘肃反’掉。不过，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数千年来小农意识，同时也是深受西方有些学究鼓吹的绝对社会公有制之害。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去认知一个事物，如果能把它的对立面正确地找出来，作相应比较后，这样使得感知才会更有效和鲜明。其实，单从劳动的私有权去作分析，也能看得出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本质的不同。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在生产领域中试图要大干快上搞工业化，可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却又要拒绝工业社会的进程，所以才会奇怪地有了一次比一次更能折腾的政治运动，最后是酿成了文革之祸。事实上，这吃的就是用了西人谬误理论之亏呀！

正确的理论，就是去正面地诠释所在社会形态的法理，即老子所说的‘道，可道’。离开了自身所处的社会形态这个‘道’，而去另辟其他异想天开的道，只能去做毫无意义的牺牲，结果是挺害人的。比如西方有些学究空想的消灭私有制，鼓吹绝对公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