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知识、财富一样，权力也是历史上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得到的东西。或者说，自从中国人民失去了权力以来，就再也没有真正地得到过它。

在中国远古时代，相传人们共同过着完全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权力的继承实行禅让制。所谓禅让制是中国上古时期推举部落首领的一种方式，即由各个部落表决，以多数决定。黄帝之后过了很久，尧、舜、禹先后成为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首领。那时候，部落之间联合的趋势更加明显。人们不再通过频繁的战争来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而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推举继承人。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的推举方式，并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的继承人是伯益，他是禹治水的重要助手，受到大家拥护。但禹不给他实权，使他得不到锻炼，也不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相反，禹把实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启，并让启的亲信也掌握许多权力。由于伯益的威望和权力都不及启，启在禹死后轻而易举地继承了禹的位置。启开始了“家天下”时代，即王位世袭制。

从此之后，国家意义上的公共权力开始沦为私权，人民开始沦为王权专制主义制度下的被占有者。

权力是国家拥有的各类资源中最核心的部分。权力，如同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它远在天边，人民从来得不到它的呵护；它近在眼前，所有的人都逃脱不了它的魔爪。权力仅仅只是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手中的专政工具，仅仅为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服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权力总是体现了它的反人民性的一面，从而成为一种“恶”的存在。

什么是权力？

自古至今，中外学者对权力内涵的界定，众说纷纭。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权力是“预期效果的产生” 。丹尼斯"朗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 。以上几种对权力的解释虽然着眼点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权力”的特性，即：权力是一种力量，借助这种力量可以或可能产生某种特定的预期局面和结果。权力是权力主体凭借一定的政治强制手段，在有序的结构中，对权力的一种支配力和控制力，是职位、职权、责任和服务的内在统一。权力是特定管理主体组织管理对象在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过程中对管理对象理念、行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管理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团。本文中的“权力”主要指政治权力。

回望历史，我们对权力的力量感到无比忧伤……

生活在权力决定一切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里，无权的人民，如同无根的存在，漂泊、流浪在冰冷的历史长河里……

皇权专制主义的本质就是维护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皇权是唯一的，而且是最高权力——绝对不能分享的权力。因而在皇权专制主义国家里，国家政权为皇权私有。皇权是国家肌体中的肿瘤，其无休止的占有方式导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利益冲突与社会仇恨不断加剧，最终陷国家于瘫痪之中，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与知识精英完全结合在一起时，中国的天空就会变得暗无天日。这就是皇权主导下权力的罪恶本质。

在暗无天日的中国，人民只有失去，失去，再失去,直到一无所有的时候。没有权力，人民只能是行为不能自由且衣食不饱的“小民”。对于“小民”来说，国家、民族在他们的头脑中似乎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他们愚昧无知，永远挣扎于社会底层。他们所能意识到的国家、民族也只能作为邪恶的力量而存在，是他们所要破坏乃至革命的对象。

皇权是万恶之源。知识精英们本可以将皇权之恶揭露出来，为人民指出一条正确的革命之路。但中国历史上的知识精英们，很少有人能够说出人民痛苦的声音，饱食终日的知识精英们习惯于更好地成为皇权的附庸。像明清之际的黄宗羲（1610—1695）说出皇权之恶者，则成了历史上的天籁之音，甚至可以称之为历史的绝唱。无疑，这是历史的悲哀，知识精英的悲哀，更是人民的大不幸！

黄宗羲在《原君》中写道：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人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视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皇权是不能分享的，国家并不真正地属于人民。皇权极度自私的本质，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性，是中国无法走向进步的历史根源。皇权无休止占有的结果，只能导致一场比一场更为惨烈的社会大破坏。在人民无法生活下去时，他们就会起义，奋起一搏。没有知识，没有财富，没有权力——正是因为一无所有，他们的革命才会变得那么坚决。

直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人皇权专制主义历史迷梦之后，中国人才真正有了关于民权的思考，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权运动。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争取民权的过程显然是艰难的，充满血腥味的。

所谓民权，是与政治集团的专权相对立的。因而，在近代中国民权运动中，一切都围绕着皇权这个核心来进行。

近代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的产物，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它的演变历程对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机，呈现出由羡慕到议论，由民主改良尝试到民主革命实践的阶段性。追寻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机对民权思想的推动作用。近代中国以《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四大条约为关节点，民族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专制统治的腐败性暴露得一次比一次深刻，反对专制的民主思想也相应地呈现出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鸦片战争刺激了魏源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趣，中法战争则激发了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派的立宪议论，甲午战争又启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改良尝试，八国联军入侵更使孙中山高举起“民权革命”的大旗，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民权思想的变迁轨迹明显依外祸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发展着。

皇权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就注定着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动荡期。皇权专制主义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的皇权被推翻之后，隐性的皇权却依然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而难以根除。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专制，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伦理观念、风俗习惯乃至生活方式都未受到根本冲击，仍占压倒多数的地位。因此，近代中国还缺乏进行社会革命、立即实行民主政治的社会历史条件，它决定了中国政治民主化不得不以缓慢的步骤、妥协的方式持久地进行着。

人民在反抗隐性皇权专制主义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少中国人为之赴汤蹈火，舍生忘死。当人们没有权力的时候总是竭力反抗皇权专制主义的压迫，但人们一旦拥有权力，就会竭力维护着久藏于内心深处的隐性皇权。形形色色的隐性皇权常常使人民鲜血凝成的革命果实毁于一旦，历史演绎着隐性皇权不断交替的悲剧——“城头变幻大王旗”。从历史上看，现代中国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皇权式思维的政治人物。

人民因为皇权思维的存在，注定要遭受不幸与苦难。

权力究竟能否分享？

权力能否真正地为全民所共享？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似乎真正地成了国家的主人。但众所周知的是，毛泽东采用高度集权的政治手段，推行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以反右为主、通过政治运动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效地抑制了经济上可能发生的腐败。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执政前长期军事斗争、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专制统治和原苏联体制的影响，毛泽东最初设想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民起来负责”，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体制，只是搭起了一个初步框架——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政治协商制度，远远没有落到实处。毛泽东盲目维护初步建立起来的远不完善的现行体制，反对一切谈及现行体制弊端的言论，将一切试图纠正现行体制弊端的意见，统统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严厉打击。缺乏民主、对最高领导人权力缺乏制约的体制性弊端，又使得毛泽东个人错误畅行无阻。滥用经济上的权力搞腐败的可能性被抑制住了，但是滥用政治权力的现象却大量存在着。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直到毛泽东逝世，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而不可收拾，其结果是政治上冤假错案遍布中华大地，文化萧条，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因此，从总的情况看，毛泽东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政治斗争之中。

历史上暗无天日的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与知识精英的结合未能出现，但国家的贫穷让人民只是分享了平等政治的气氛——一种类似于情绪化的口号式政治权力。政治并没有赋予人民基本的政治权利而永久存在。人们并没有真正独立的自由思维，而是生活在政治恐怖主义气氛中——“人”反而被大大地矮化了。人民依旧没有知识、财富与权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上来说，中国特色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主要是在经济上实现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全社会的财富共享。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他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坚持大胆地进行改革开放，甚至对一些看不准的事情，坚持“不争论”，“干起来再说”。邓小平将思想僵化，反对和阻碍改革开放的行为视为“搞资本主义”的极左思潮，视为主要危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却严重滞后，导致一部分思想激进的知识精英在思想认识上的不满，终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两次发生学潮。史称“资产阶级自由化”。

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不断加快，人民对权力的要求必然同步提高。但由于权力存在的特殊性，作为几千年来一直与权力无缘的广大人民如何充分分享权力，显然是一个难题。集权制固然不好，但权力一旦放下去，又会如何呢？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总是存在着“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

人民在分享权力过程中是否会出现无休止地追求最大化的权力呢？

如果把权力视为一个恒定的量，那么，在一个国家里，一部分滥用的权力正是另一部分人失去的权力。一部分人得不到权力，就会采用国家不允许的其他方式得到它。比如，金钱与权力之间的交易行为。形形色色的交易行为，使国家公权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问题的产生，必然导致国家机器运转中出现障碍。当腐败现象大量发生时，就会导致国家机体组织的坏死。

权力的分配不公正是社会不公的总根源，只有赋予人民监督政治集团、利益集团的权力，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的畸形发展，才能真正有效地消除历史“周期律”存在的土壤。

人民对于权力的要求对于当权者来说显然是不受欢迎的，但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则是一劳永逸的百年大计。只有实现权力的全民化，才能真正避免少数人对国家权力的操控，才能避免历史周期律悲剧的出现。

权力终究是要放下去的。如何更为合理地让人民分享权力，实现权力的全民化，这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语）。

在一定意义上说，如何成功地实现权力全民化，决定着中国能否真正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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