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jiaxiang 回复于 2008-02-02 12:24:27
谢谢,我没有你说的那么高,但我感谢你的阅读和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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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灾:对决策层的第三次“大考”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上天的有意安排，1997年中共15大召开，1998年爆发特大洪水；2002年中共16大召开，2003年“非典”大流行；这回，2007年中共17大召开，日历刚翻到2008年，在最应该下雪的中国北方，晴空万里；很少下雪的华南、华中和华东地区，暴雪成灾，让人不寒而栗地想起好莱坞灾难科幻片《明天之后》。 如果把每届新当选的中国领导层当作应届毕业生，通过或真或幻的内部选举，还只是通过“小考”，“大考”则可能要上天主持：老天爷出题目，政治家们做答卷，老百姓和国内外媒体打分数，如果成绩及格，甚至优秀，就有能力应对此后凸现的各种危机事件。 1998年的考题是“洪灾”。那次洪灾的惨烈，可以从原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缪合林的一份资料上看出几分，他和军民在长江大堤上守护了57天！那次的考题虽然暴烈了点，但复杂程度并不高，关键是对意志品质的考验，中央决策层坚决站在“死守”派一边，心里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底，最后的成功，有几分侥幸，也有几分是对执着的奖励。不过，如果要吹毛求疵，可能求到的瑕疵是：一定要守住堤坝，有多少出于政绩和喜功的考虑，有多少出于灾区利益考虑？“死守”战略如果失败，代价是什么，是军人的更大牺牲和更大的受灾面积？政治不应该是赌博，应该有更宽裕的选择空间。 第二次“大考”显然是老天爷搞的突然袭击，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是这次大考的主题。从未见过的恶性传染病，不可预期的传播途径和毁灭范围，对生命的剥夺和对经济的打击，对国际社会的威胁，以及被国际社会隔离的危险，都缺乏可以参考的先例。回头一看，决策层对那次危机的反应，起初过滤消息，可议可叹；嗣后鞠躬尽瘁，可圈可点。 这次“雪灾”大考，考的就不仅是中央，更是地方了；考的也不仅是应急救援，更是长期施政。这次雪灾给人的印象是，中国长江以南大面积的地方政府在公共工程建设上，没有危机思考：供水管道似乎没有考虑零度以下的天气，供电高压塔线也不考虑大雪会变成冰凌所造成的压力，高速公路维护部门更没有设想配备足够的除冰设施……幸亏这次来的是冰雪，不是炮火；要运送的是回家过年的旅客，不是蹈赴国难的军队，否则，后果怎堪设想？ 这次“大考”成绩如何，当下还难下定论，但可能“扣分”的地方，至少有三处： 第一，从上到下的灾害预警系统像一只铃铛坏了的闹钟，或者像一只闹错了时间的表，该闹的时候不闹，不该闹的时候闹了。气象灾害中最重要的预警系统大概是气象台了，可是它的预报常常不灵。言之凿凿地预告北京地区1月18日下午开始两到三天的降雪过程，而且是大到暴雪，到傍晚也没有看到一片雪花，又改为预告午夜开始降雪，一直降到下周一中午，我半夜醒来往窗外一看，预期能看到玉宇琼宙，结果呢，一片昏暗。此后两天北京的天空连一点雪意也没有。 如果说中国的气象部门像说“狼来了”的孩子，美国的气象部门则更像科学巫师。我在波士顿访问期间，有一天早上，晴空万里，电视却通告说，下午各学校放假，气象预报说当天中午前后有暴雪。我当时不相信。到了中午，就像变魔术一样，天空中彤云密布，片刻间，大雪纷飞。 除了气象部门，地质灾害部门以及相关的机场、车站和高速公路职能部门也没有预见到，中国南方的特殊地理环境（亚热带与温带过度带）对降雪的影响：雪化成水，水凝成冰。一些俄罗斯和加拿大的读者对《环球时报》说：“我见过比这大上百倍的雪，但没见过这么奇特的雪灾”。他指的是路上的坚硬冰层，和高压电线上的巨大冰凌。大面积停电，以及高速公路、机场、车站结冰不能通行，都与缺乏必要、正确的预警，没有能及时除雪有关。 第二，官场短期行为使得不少地方官员把公共工程当形象工程来建设，官员腐败也“造就”了不少豆腐渣工程。就拿覆冰导致断线倒塔来说，网友“长沟流月去无声”在她的博客里就有五问：“一、为啥东北很少出现这情况？二、钢铁之躯，连这点覆冰都抵抗不住？三、为啥设计时不留更大的裕度？四、为啥架空线不改为电缆入地？五、为啥出现一条线路倒塔之后不转移负荷，用另外的线路供电？”只要一个地方官员打算干几年就升迁的话，是不可能考虑这些问题的。 第三，各级官场缺乏“自组织”能力。在温家宝总理奔赴抗灾一线之前，没有看见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在一线抗灾，也没有看到有地方负责人在现场组织救灾的相关报道。老乡吴祚来恰好在安徽降雪期间回了老家，他说，“安徽这次雪下得也是五十年甚至百年不遇，但我作为一个雪夜亲历者，并不感觉有多么可怕，连出租汽车都能通行二百公里，火车就更不在话下了，唯一出现问题的路段就是山坡地，如果有护路工值守，弄些麻袋草袋或沙子，通行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连护路工都没有看见，还能看见什么长什么书记大人么？中国的官场就像一只大磨，上面不推，磨是不会动的。这与权力来自上层，不来自下面的政治体制有关。这种体制不改革，要想有灵敏的应急救灾机制，并不容易。 印度籍美国经济学家森说过，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套用他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政治体制完善的国家，可以把自然带来的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持平而论,各地公职人员在中央推动下,奋力救援,为家中和途中挨冻的人送了暖；但也无庸讳言，中国政治体制中某些不完善的部分为这次暴雪加了霜。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但愿我们可以指望，通过这次大考，中国决策层能够洞察真正的问题所在:大雪暴露的是基础设施问题,基础设施暴露的是制度安排问题。表面上的冰好除,覆盖在体制层面的冰难除。倘若能亡羊补牢，改革制度，则不负老天爷的这次“大考”和遭灾人的挨冻,更不会交出一份白卷。 2008年2月1日于北京
吴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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