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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搞文化”又称作Kuso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了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然后再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传入内地。“恶搞”所指代对象不仅有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还较多地表示人们用调侃、嘲讽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解构，另类创作。然而随着恶搞的发展，它更是走上了经济领域和学术领域，一些学者专家也跃身而上，为了恶搞而乐此不彼！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这是2003年，由一家汽车公司赞助的环境研究课题一些学者和科学家得出的结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樊纲“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以上是国内知名专家2005年以来在不同场合发表的骇人言语。

2006年初，功耀教授这样批中医：“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为此，他还建议删除宪法内的相关内容。

2006年9月23日，工程院院士、中规院顾问总工邹德慈在探讨广州交通问题的时候说：“私人交通是公共交通的天敌。”

2007年1月26日，北京市政协委员陆德山拿出提案，建议政府卫生部门正视并深入研究医院“红包”现象，用制度规范医疗“红包”行为，建立“红包”上交制度，医院可将“红包”部分返还医生，作为奖励。不知道这位政协委员是真心建议还是纯粹的恶搞？

2007年7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梅朝荣品诸葛亮：中国最虚伪的男人》，梅朝荣在书中评价诸葛亮前期作秀，装神弄鬼，假仁假义，左右逢源，溜须拍马，欺下媚主，唯我独尊，贪图权力，罪孽深重，笑里藏刀等等。

2007年7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檀作文将李白描写为吃软饭、打群架、混黑道、梦想在闹市砍人的唐朝第一古惑仔！

2007年 8月27日，知名学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语出惊人：梁山泊劫富不济贫！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还有，宋江受招安，不是丑化他！他新解《水浒传》，对许多定论做了颠覆性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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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普通的网友恶搞，我们还能理解为“一个草根也要发言，也想把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出来，把内心的感受发泄出来”，“恶搞能在网络上迅速窜红”的话，那么专家学者也跟风恶搞就实在让人长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们想说就说，可以在不同场合里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也用不着为成名而大放厥词。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恶搞呢？网友们回答得很直接：他们丢掉了良心！

人人都会说话，在当下的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说话的权利。而作为学者，自然要大声说话，多说话。通过说话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科学、正义、民主、法治的理念。这既是职责，也是义务。因为在学科越分越细的今天，我们越来越信任专家、学者，甚至是迷信专家、学者。只要是他们说的，就是对的，百分之百勿庸置疑。人们渴望专家学者，以理性、建设性的眼光来打量我们的社会和产业，以悲悯的情怀关注世俗百姓的衣食冷暖。在百姓最需要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大声地维护公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不负责任地胡说、乱说！

当然，要求一个专家、学者说的话100%正确，未免太苛刻，也不客观；但如果一个智力正常的专家、学者，其观点不符合基本的是非和荣耻理念，与世道人心隔膜太深，甚至相悖，我们就应该质疑其高亢声调背后的动机，以小人之心度量他的良心了。毕竟经济建设和学术研究不是恶搞！

专家、学者求求你们拿出自己的良心做事，别再四处恶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