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自我澄清的作用。事件越大，涉及的人事越多，自我澄清的功能越显著。例如蒋介石日记，虽然还是个人的纪录，但他身繫中国安危，所记要人要事，关係国家民族者多，如果有假，会被很多当事人质问，即使当事人去世，但还有间接的后代、朋友及事件涉及，而面对所有的人，更有许多旁证，牵涉越大，旁证越多，真是无法一手遮天的；即使遮得一时，遮不得永久，真相自然浮出来。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民族生死战，比蒙元、满清都更险恶。中国惨胜，而发动战争的日本不亡，小人行险而受不到应有的教训，是今天日本继续为患中国最大的原因。国共两党之对抗外敌如果能真诚的合作，当会影响到民族前途，尤其是日本再为患中国意图明显的今日，国共真诚的合作，就更重要。「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是怎样决定的，九十七岁一位长者，在垂暮之年，以歷史证人亲向我申述的。

「世界诗人大会」硕果仅存的创会会长钟鼎文，在抗战时代与先君为旧友，我以故人之子，得侍仗履。钟公为一代作手，诗文精绝。且集经济学、史学、哲学於一身，为中央所倚重，曾任行宪后第一届国大代表，迁台后渐次淡出政治。连络世界诗人，创建大会与常设机构推广诗学，不但是中国现代诗坛的巨擘，也为世界诗人共推的泰山北斗。他的全集将於百龄出版，这是我此行拜访他告诉我的事。并慎重述及「七七事变」前之三、四月间发生的、他身歷的国共之间互动，提早展开民族圣战、全面抗日的一段秘辛。也许他怕这段歷史湮没，利用午餐的时间，为我叙述了两个小时(至全部客人离开而打烊) 。我回寓将所记重新整理，有疑问记下的，再向他求证后成此文，作抗战信史的存证：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那时「西安事变」早已发生了，蒋老先生更以此成为全国无可替代的领袖，声望正隆，使日本军阀更加紧对中国侵略，民心与论愤激：为什麼中央还节节退让、忍辱。当时钟鼎文在上海任「天下日报」总编辑，他有两个重要同事：江上青(笔名：王者香)在「天下日报」的「民眾知识版」(每週一次的週刊)担任编辑。另一位是：艾青，是「天下日报」的副刊编辑。对於艾青，钟公曾在一九九一年应邀到北京召开一个「艾青研讨会」。被作为压轴的主讲：钟公认为艾青的诗作有三种特性；一、民族性，二、社会性和三、艺术性。江泽民曾请他入住中南海，钟婉拒而入住妹妹(安徽大学农学院教授) 家。

钟既是上海「天下日报」总编辑，由於日本加紧侵华，常与中央要员联络找新消息，当时他也还是青年，也常对中央忍让有异议。当时国民党大员孙科向他解释说：「蒋委员长不是不想抗日，是怕抗日开战后中共扯后腿，所以还在犹豫。」钟先生知道蒋委员长唯一顾忌的原因，便去找陈望道。陈是负时誉的復旦大学教授，钟知道他的太太是个共產党员，所以特别向陈透露中枢忍辱的顾忌，希望他的太太转知中共。如果能获保证不扯后腿，蒋必立即全面抗战。果然不久就有了回应：有一天，他回到报社，就有人说：有一位客人等了你三小时。一见面，就是认识的冯雪峰。冯雪峰曾在洪琛办的「艺术研究所」教过书，当过教职员代表参加管理「研究所」。钟当时是学生代表，故在参加管理中早就认识。钟公说：当时国共虽仍是互相猜疑，但已开始接洽合作共同抗日。冯雪峰是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代表。钟、冯见面以后，冯追问消息来源；钟直言来自孙科，并可以带他去见孙科当面求证。冯至此相信了。便要告辞，钟公与冯有旧，认为虽在法租界，但在傍晚近暮的时侯，冯的出现，未必人身安全，劝他留宿一夜，在白日离开比较安全。冯也接纳了；翌日清晨才离开。在离开之前，冯认为既有口头的恊议，总要发个消息表示国民党对抗日有诚意。钟答应在「天下日报」发刊。并由陈友仁以英文译出，同时刊佈。陈曾任国府外交部大员，其子就是战后香港最有名的陈丕士大律师。钟公后来补充说：冯雪峰同行还有一位同志，可像潘梓年；又说：冯雪峰和鲁迅是一派。那时鲁迅己死，周扬一派得势。中共建政，冯雪峰出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没有周扬的炙手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