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悖论

   如果你到百度上搜索关键词“看病贵”和“看病难”，分别是177万条和210多万条，中国是不是看病贵、看病难？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日前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说“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后，唾沫飞扬和扳砖四起，也就并不奇怪。(2008年2月19日《新快报》)
    应该说，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比以前有所好转，但要说不贵不难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这就好比评论家王石川说的，“如果不是秀逗了，就说明言者是从火星上来的，根本不了解民生多艰。”
    曾先生有幸走遍全世界，我却没有走出过国门，虽然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但当今是网络的世界，外国的资料还是好查的，可以说大多国家看病没有中国难、中国贵。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针对看病难、看病贵有如此之多，如此丰富的顺口溜：“救护车一响，两条猪白养” ；“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 ； “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 “兢兢业业五十年，一场病回到解放前”……类似的顺口溜、谚语，我搜集的不下一百条。
    听了曾先生看病不难不贵的话，我就想起来了孔乙己先生的经典之句是“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曾先生是：“不贵不贵！多贵哉？不贵也。”“不难不难！多难哉？不难也。”鲁迅先生是这样描述的孔乙己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我想，曾其毅也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痛，唯一说“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人，这个话的确犹如孔乙己先生的“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
曾先生说，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国外诊金是300元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不懂！再说，这个标准不是唯一的，也一点不具备任何的可比性。比如农民工月薪700元，人家外国月薪是5000美元，相当于农民工月薪的50倍。
    曾先生说的“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贵呢？因为我们不像国外那样有共助互济体系。”听起来也是半懂，曾先生接着说： “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就更让人糊涂了，外国人薪金那么高，看病还有国家出一部分，而“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外国人咋就贵，中国人就不贵？
    也许有人认为，把一个当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权贵与一个穷途潦倒的孔乙己联在一起，多少有些牵强附会。孔乙己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书一说，再联想到网友的话，卫生局官员治病不算看病，是对属下医院的关心，当然也就不用钱，还谈什么难和贵？这样看来不但不会牵强附会，还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不相信曾先生的话，还因为曾先生的领导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说过：“现在中国的农村确实有很多人看不起病。根据统计数字和我自己下农村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估计有40％—6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因病在家里死亡的人数估计在60％—80％。”应该说朱庆生副部长的话要比曾其毅副局长的话更有权威性和可信度，当然更有权威性和可信度并不仅仅是朱庆生副部长庙门高，更重要的他的这些话是通过调查研究得来的。由于贫富差距，医药商品的消费差距就更大，总人口中仅占30％的城市人却消费了95％的医药商品，而那可怜的5％，才是这个占总人口70％的农民消费医药商品的数字。而国家卫生部的调查却显示，有18%的家庭的医疗费用已超出了家庭收入，24%的家庭需要借款，5%的家庭为此要变卖家产。 《南方都市报》曾报道了一个因病致贫的家庭。辽宁省海城市毛祁镇南毛村二组67岁的杨秀娟好多年不去医院看病，不看病并不是没病，而是身患多种疾病，只因家中早就一贫如洗。杨秀娟说：“我们家主要是因病致贫。”
    如今治疗一个感冒，也得三四百元；做一个中等偏下难度的胆囊炎手术，费用也得5000 元到1万元。老百姓怎能不穷？这就难怪有人会说医疗保障只是“富人的俱乐部”。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舒尔茨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
    不要怨曾其毅先生不懂得穷人经济学，因为曾先生只懂他的“部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