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告诉你们，我的罪行是旧社会给的，我也没有办法，希望你们能谅解我。造反派定我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主要依据，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担当过三青团区队副，按照造反派的说法，我属于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你们可能不知道三青团是什么意思，其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青年组织。”

“你们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参加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不参加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孩子们啊，因为妈妈不是像你们一样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不是像你们现在，从小就接受革命教育，知道共产党好，国民党不好。我们上学的时候，对政治问题非常幼稚，根本不懂这些，所以学校要求我们这些学生集体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我们就都听话地参加了，就像现在如果政府要求学生集体参加什么组织，学生怎么能不参加呢？”

“你们也许会问，那你为什么会成为区队副呢？当个普通的团员不就没事了吗？造反派今天也这样问我。我告诉他们并不是因为我积极努力才当上的区队副，而是同学们主动推荐我，我又实在推不掉才当的。造反派不接受我这样的回答，他们反问：同学们为什么推荐你，不推荐其他人呢？肯定是因为你一贯立场反动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事实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你们知道，我的爸爸、也就是你们的外公，是一名中医，我们家在安徽省芜湖市开了一家中药店，所以才有钱供我到江苏省曲阿县来读女子正则师范学校。我的同学中，有些是有钱人家子女，但也有一些是不很有钱的人家子女，平时他们有点小病小痛，我都会用从爸爸那里学来的一些中医常识为大家治疗一下，又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大，与同学们都相处不错，在学校里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陶大姐，这样大家才推荐我当了区队副。其实这与一个学生人缘好会被大家推荐当班长差不多。虽然我被同学们推荐当了区队副，也并没有参加过几次三青团的活动，更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所以我实在没有什么罪行可以交代。”

“造反派又让我老实交代是怎样伪装进步、逃过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这实在是让我有口难辨。因为我对这段历史从来也没有隐瞒过，一直在我的档案中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也没有伪装过进步，我到今天没有入党，也没有入团。解放后，人民政府曾经主动提拔我当过小学校长，后来由于身体不好，肺病复发在家修养，我担心由于我的病假影响了学校的工作，才主动辞去了校长的职务，我还有什么必要去伪装什么进步呢？”

“我确实参加了三青团，也确实担当过区队副，但我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如果凭这些就把我定为历史反革命，那么这也是旧社会给我的，我没有办法。我今天把这些告诉你们，只是想告诉你们：你们的妈妈我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从来不想做坏人，更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对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我问心无愧，我愿意在这场文化革命中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教育和改造。你们也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不管别人怎样骂你们，你们都要忍住，不能去反骂别人，也不要去和别人争论。他们人多，有理也说不清，什么都不说，是你们最好的自我保护办法，请一定要记住了。”

听完陶老师的长篇故事，知达彻底绝望了，看来只好被人取笑了。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母亲逆来顺受的性格影响，听完母亲的诉说之后，他并没有激起怎样的愤怒和仇恨，以他的年龄，也不可能对那场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的大革命有什么疑问。他只是觉得委屈，为母亲感到委屈，为自己感到委屈。接着是更深的自卑涌上了心头。

从此以后，当大街上再次响起儿童伙伴们“看游街啦！”的快乐喊声之后，他再也没有兴趣去看游街了。那不只是害怕在看游街的时候，别人会提到他的被批斗游街的母亲，也会想到在那被批斗游街的坏人中，是否也会有像母亲一样的被冤枉的好人呢？善良的知达当时做梦也不会想到，历史有一天却告诉他：那些所有被批斗游街的坏人都是被冤枉的好人，而那些把好人打成坏人的最革命的好人才是真正的坏人。

陶老师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之后，被剥夺了继续教书育人的资格，造反派在全校斗争大会上，明确要求所有的小学生今后再也不准喊她老师，只能直呼起名。她也由一名人民教师变成了全职杂工，在学校里负责打扫厕所、打扫校园、印刷考卷、刷贴标语、看大门等，直到文革快结束时，才被宣布摘掉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重新走上了讲台。

(未完待续)

200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