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我永远的故乡
——怀念我的导师许志英先生
                                     
 葛红兵

我一直以为老师非常、非常坚强，他经历的事情太多，看到的事情也太多，想到的事情太多，内心已经坚如韧石。

我一直以为老师，他站在高处，不能与我们为伍。我一直用仰视的目光来看他，用求教、求知的语调和他说话。我不敢走到近前，和他耳语，更不敢和他对视，不敢把自己向他和盘托出。

那个时候，我们那样，是不是正用所谓的尊敬、所谓的恭谦伤害着他呢？

一天晚上，已经10点了，先生来我住的宿舍，他突然出现在宿舍门口，宿舍里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我是说，时间停滞了，就象播放机暂停，荧幕上的演员被定格，我们所有的人也定格了。记忆里先生出现时的情景就是这样的。我们这幢楼没有出现过先生们的身影，他的出现，也许使我们整幢楼都感到了不安吧。

他对我说：“红兵，你来一下！”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语调和手势，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手挥动了一下。我跟着他下楼，在南苑里走，他问我最近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他说：“你是不是和一些×××人士有过接触？”是啊，那个时候，我着迷于各种新鲜的思想和事体，着迷于用“中国”为单位来思考问题，但是，这是不行的，或者是不被允许的。他说：“我为你打了保票！”后来，我们有很长时间的沉默，大概是我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我们谈到了我的爱人，她在海门一个人带着孩子，孩子一瓶进口奶粉的价格相当于她一个月的工资，是的，我谈到了这个细节，还谈到了我的父母，我已经不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只是记得我们走到南苑门口的时候，他和我告别，我要送他回去，他不让。我站在南苑的门口，看着他往北走去，消失在北园的暗光里。后来，两个月之后，我在公告栏里看到×××们被处置的公告，他们永远地失去了读书的机会，甚至回家和爱人、小孩过相濡以沫的生活也不再可能。

先生对我们是很上心的。每次我们约见总在下午，知道先生有午睡的习惯，我常常是提前15分钟左右到先生家楼下，然后在楼下等一会儿，踩着时间的节点准时上楼。但是，常常，先生已经是在等我了，茶几上放着水果糖和茶杯，茶杯里放着茶叶，先生为我们准备好茶杯，茶杯里放着茶叶，先生这样等我们的细节我记了很久，一直没有忘记，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在他的心上有分量。那个时候，先生对我的治学有很多批评，他感觉我在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没有集中精力做五四文学研究，他感觉我在更多的其他的方面浪费了不少时间。

那个时候，隐约地感觉要多写文章，多发文章，私下里是想在学问上做点儿事情出来，以为那样找工作会方便一点，那个时候，总在想，要给爱人和孩子一个交待，在外面5年，总得给他们一个交待吧。一个书生能做什么呢？能给谁交待呢？只能写文章，想用文章为自己的虚弱垫底，想用文章为自己将来找个好工作。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些其实都不是个人的事情，是一个时代的事情，比如户口、档案制度，等等，都不是一个人奋斗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依然非常拼命，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离开扬州，离开曾华鹏老师、李关元老师、吴周文老师、叶橹老师之后，就感觉没有根基了，非常惶惑，南京比我想象的大得多，不仅仅是少年时期在课本上的长江大桥，让你感到威压，还有得多你看不到的东西。在海门形成的恐惧感，现在更利害，一种无处可去的不安始终笼罩着我在南京的日子。想念扬州的老师和同学们，但是，离开了，就不会再回去了，惶恐得不敢揭开记忆，不敢触碰。

写文章和朱德发先生、樊骏先生、陈伯海先生等商榷，商榷的时候口气很不恭敬，把生活的苦恼、恐惧都带到了学问上来。其实，他们都是老师的朋友，我激进论述方式，的确是不合适的。那个时候我为“五四”感到困惑，我喜欢的郁达夫、徐志摩、石评梅等等，那些作品里的生命感觉，直觉告诉我要用新语汇来描述他们，但是，又总是在外围转悠，找不到出路，隐约地感觉中国人自我意识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部分是从欧美对比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对比来的，更重要的是从自身思维惯性的中断中来的，隐约地觉得，现在手头能看到的那些描述都还不让人满意，写了很多笔记，但是，依然没有出路。倒是，身边的热闹天天吸引着我，王干、韩东、朱文、鲁羊、吴晨骏、赵刚、朱君、茅小浪、李小山、邵建、吴炫等，他们对现实有很强的介入意识，尤其是几位作家，他们的困惑和苦恼，包括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等等，很得我的一些本能的共鸣。

南京的地界，那个时候新生代们正成一气候，从上海来、从苏州来、从镇江来、从芜湖来，很多人来南京聚，饮酒和喝茶，都散发着一种气场，要革命似的，看到的人都憋着气，就要呼出了。后来，渐渐地，这些人的气也都呼出来了，风声很大。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我，也是憋着气的，暑假，我一头一尾在回家乡陪爱人和孩子，中间一个月回南京，在宿舍里光着膀子写。南京很热，夏天，常常是37、38度的样子，写一会儿，脑子就不管用了，就用冷水浇头，浇地板。

许先生对我们是很宽松的，博士入学，并不给我们安排固定的课程，平时南大中文系也没有什么行政的方面用点名什么的纪律来压迫我们，但是，我在南大的三年，从来没有缺勤过，南大的学风的确是很好的，我的同学许多也和我一样，有家小，但是，很少有人回家，大多是长年驻守在南大，很用功的那种。多年以后，我也带学生了，我常常觉得学生，无论是有家小还是没家小，来校求学，就不应该老想着回家，应该在学校坚持，无论如何，学校的学习环境应该珍惜。

我很用功，这个许先生知道。但是，我想我和许先生走岔了，我从扬州出来，开始对文学有疑问起来，信念不像当初那么坚定，相反倒是对哲学感兴趣，天天捧着海德格尔、尼采、萨特、加达默尔读，想从这些人里面找到一点解读人生和社会的入口。那个时候，也想找到一点儿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什么农民就很命苦呢？农民的这种命，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总不能户口、户口地永远下去，总得有点儿声音吧。不过，依然是没有什么答案的。我想许先生对我是失望的，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那个时候，我在文学史学研究上已经做了不小的努力，甘肃人民出版社要出我的专著《文学史学》，要我找许先生写个序，学术书出版很困难，甘肃人民免费出，自然是很兴奋，但是，许先生并不赞成出那本书。我想可能先生并不赞成我那本书里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否定态度，也不赞成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成就采取的否定态度。不过，因为对当代问题的兴趣，也因为想从哲学里找一点人生和社会的解决方案来，我在五四文学研究上做的努力就小了。那个时候，整体的想法是，把启蒙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人本主义的启蒙，一种是客观人本主义的启蒙，五四的启蒙，属于主观人本主义的启蒙，所以，才有尼采式的对于人的看法，五四人是个体中心的、情感中心的，这些反映在五四人的审美选择上。因为读很多哲学书的缘故，我已经很难去做具体的审美研究，很难静心去读一篇一篇小说，觉得小说没有那些论说文过瘾，兴趣是向思想史转了。写了一些人道主义问题、全球化问题、东方主义问题的札记。弄来弄去，我的论文就越来越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了。

老师是希望我留在南京工作的，1998年的夏天，他帮我找了新闻传播学系主任丁柏铨老师，只是，我并不是自由的人，我的人事关系是有限制的，在南京工作手续无法解决。我只能离开南京，不过，这种学术上的断奶，感觉并不太强烈，无论走到哪里，老师总是在某种精神的中央，他在那里，我就有根基。有老师在，什么问题都有老师担待着。1997年，我写《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反思》的时候是这样，1999年，我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篇悼词》的时候是这样，乃至后来，2007年夏天，我写关于日本问题的杂文的时候也还是如此，无论遇到什么压力，老师还在，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因为有所从来。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老师已经不在。我们成了精神上的孤儿。

老师的过世，出乎意料，可也有预感。

老师过世之前的第三天，我和我的学生们聚会，谈到老师的性格，我说到，许老师是非常内向的人，几乎从不和我们谈他的过去，也不谈他的私生活，三年南京求学，他没有和我们谈过一次他的私生活，他也从来不让去帮他处理生活上的问题，可是，最近，我看到他系列回忆文章，很感慨，许是老师的心态真的是老了吧，回忆，似乎是为了交待什么。

张生来电，要我给许老师电话，给许老师电话过去，许老师，也不像以往，以往总是谈谈学习，

创作和研究，可是这次，许老师谈了很多他的生活细节，如何吃药，如何锻炼，等等，甚至，每天走路几分钟他也说了。放了电话，心里莫名地伤感，也不知道伤感从何而来。给许老师寄快递。

接到姚新勇师兄的电话，是傍晚，师兄说，你知道了吗？老师过世了。我听到师兄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在叹息，我知道，师兄在流泪。我放了电话，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整整两个小时，晚饭一口都吃不下。往许老师家里打电话，通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给张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许老师过世的消息，心里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张生，来上海，张生是我的介绍人，他把上海介绍给了我，许是心里，觉得张生我的校友，他是我在上海惟一可以商量和说话的人吧。

第二天一早，坐了火车，我的车次比凌林师兄的早，早半个小时， 我9点就到了南京火车站，一个人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凌林师兄。当年在南京求学的三年，这个火车站建了三年，记忆中这个火车站总也建不好，永远在建，我来的时候在建，走的时候还在建，现在它终于建好了，非常壮观，但是，以后，我恐怕难得再来这里了。

和凌林师兄到了老师家里，老师家里的一切犹如生前。 我给老师的快递还在老师的桌上，一个细节让我泪水终于止不住，老师书橱里的书都是竖着插的，我的一本散文集《现在活着》却是封面朝外平摆着的，韩师妹又对我说，老师的床头，还放着一本的我中短篇小说集。

想来，师生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微妙的，老师的弟子很多，他们都非常优秀，我想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是，那种精神上的血脉联系，却是扯不断，化不开，无论如何是一样深的，我到上海以后，借开会的机会，我们请了老师来上大，老师先是到复旦开了一个会，那天我先到复旦去见他，聊起现当代文学分期的事儿，老师说，他写了篇文章，观点如何如何，老师的文章马上要发在《文学评论》上，那个时候，我已经毕业4年，但是，听了老师的观点，我突然说，我前些时候刚刚写了一篇文章，也近乎是这个观点呢！想来，真的是老师的观点潜移默化，沿着老师的理路，写的文章，自然是老师的影响渗透在里面，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老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