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及其影响
在外资问题上，华民教授分析了诸多深层次问题，具有深刻启示。
资金缺口与企业制度。在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分析中，华民教授高度重视企业与企业家因素，这比一般认识上只讲资金缺口更为深刻，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今天资金充裕仍然需要大力引进外资的奇怪现象。但是我们应当研究和解决为什么多年来中国企业与企业家成长不起来的体制与政策问题。诚然，我们的企业素质和金融市场发育状况远不理想，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企图靠引进外资引进竞争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应有的是两种选择，一是外资政策的调整及涉外体制的改革，二是深化国内金融与企业改革以更好地使用国内资金。我们不能因为这两者的难度而放弃改革与调整的努力。如果把发展希望仅放在外资的持续引进上，那么改革的困难会更大，因为国内某些问题的加剧正是与偏重外资的发展模式有一定联系的。我们不主张国内企业在保护下发展，这是无效的，但是我们也不认为只要有开放型竞争就能解决国内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问题。
间接投资与直接投资。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信用缺失使中国难以吸收国际间接投资，只能吸收直接投资，但这并不是跨国金融资本是两类不同的资本。事实上中国间接投资的开放本身就是极其有限的。跨国公司理论也表明，外商的直接投资决策是在直接生产出口、出售技术和直接投资等之间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与间接投资安全性比较后的结果。
中国从引进外资中获得的利益
外资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是肯定无疑的，理论探讨注重问题这一面绝不是怀疑基本国策，而是研究如何实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目标动态演进”的需要。外资的正效应与负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否则也无所谓开放中的趋利避害。当今天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中的每一个方面对应存在的问题，几乎都与外资的某些负面效应相关。
中国引进外资的收益与成本。华民教授对外资的积极意义分析比其他学者更全面，也更有启发，但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样要采取成本收益法。虽然很难精确量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大小，但是研究成本的必要性正是在于迄今为止在谈论外资效益的时候往往只注意收益数字，而忽略了成本分析，甚至数字本身也是不科学的。华民教授认为，中国获得了工资及税收。要指出的是工资只是中国劳动者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其偏低前文已述。税收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政府公共服务的应尽义务，这是税收原理所指出的，而不是外资的无偿贡献。相反，普遍的减免税收，甚至非法逃税恰好证明了外资没有尽到应尽义务。我们承认这里已有“共赢”，但也要看到共赢的不平衡性与中国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指出引进外资的成本，不在于因成本而放弃外资，而是要进一步研究是否我们政策和体制上的某些偏差付出了相当一部分不必要的成本，尤其是地区间的恶性竞争和指标的错误导向，从而从体制改革和机制优化上实现更高的外资收益。这就是吸收外资发展目标动态演进的要求。华民教授肯定了跨国公司的贸易创造效应和中国的贸易溢出收益。其实出口增长中主要并不是中国的收益，因为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拥有大部分资本和技术，所以贸易利益仍然只是中国劳动者的低工资就业。跨国公司要求的利益分配是与其在合资企业中的资本比例相一致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表明，在全部外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来源中，约83.6%是外资，这就意味着外资要求同样比重的收益，且至少同样比重的出口能力来自于外资。当我们读那些外资企业出口数字时，我们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是对中国的贸易创造吗？
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评估跨国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必须基于跨国公司的结构。当外资企业生产投入具有较大规模本地采购，或者中国资本、技术有较高比重的情况下，贸易效应才是重要的，但客观情况是两者虽都存在但却远不能高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跨国公司在中国基本上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效应就是就业。创汇在中国外汇高度短缺时才是重要的，但今天国家外汇储备的高增长则是开放结构与高储蓄率的共同结果。关于“中国内需不足所以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现实的增长是用GDP来衡量的，如果把跨国公司在中国创造的GDP就直接看作为中国的增长显然忽略了经济全球化的新现实：在中国土地上创造的GDP并非全是中国要素投入的产出，从而不等于中国要素的收入；外资企业的增长有利于中国的增长，但不等于中国的增长。这正是我们研究开放效益时需要的概念界定。至于使用劳动力可以减轻中国的“资源压力”，其实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发达国家把能源材料高消耗产业向中国转移是中国今天结构问题的一大原因。
外商独资化趋势的影响及其原因。在研究外资效益问题上，外商的独资化趋势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对象，因为这将使中国企业通过合资提高效益、引进技术和学习管理的途径基本消失，而中国同样又只剩下劳动就业，其利弊分析如前。华民教授分析的“外资企业抛弃中方合作者”的现象及其原因，并提出“应对外资企业独资化趋势的最优策略应当是深化中国的企业改革”则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正是今天关注“开放目标动态演进”的要求。可见华民教授同样也承认改革的必要性而非仅有现实的合理性、惟一性。
中国经济体制对外效益的影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并且是各级地方政府分别主导下的发展导向。这一体制的优越性在于强大的政府发展职能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动力，但同时也具有其内在的重要缺陷，这种缺陷在对外开放中更加明显。由于地方政府的发展职能，加上对外贸外资数量的不恰当追求，为了获得指标不惜提供种种政策优惠，形成了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地方政府行为已公司化了。优惠政策本身似乎成本为零或在地方上得大于失，但国家本来可能的利益却流失了。各个地方之间的外资竞争使跨国公司在投资谈判中更具强势地位，同时地方政府在监管中更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一些地方引进了一些既不创造税收，也没有技术含量，却付出了土地和环境等代价的项目，许多地方官员看清了这一点，但他们却无法自己从中跳出来。在现行体制约束下要期待地方政府有更好的“政策来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是困难的。出路是改革，前提是改革开放型经济效益的评估方式，改变以外资外贸数量为主的开放成果评价体系，建立起体现效益的指标体系来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
引进外资、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
华民教授认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技术含量高低，取决于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人力资本充裕性，以此解释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失败原因。
问题的基础可能在于技术引进的评价标准。“以市场换技术”是在中国外资政策最初强调产品外销以后提出的市场开放战略。当时的认识是，只要中国允许外资企业产品内销，跨国公司就会把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拿到中国生产，这就意味着中国可能获得技术。可见这一战略是以引进技术与中国出让市场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定的。关键问题在于，在强调提高外资质量实践中，评价标准就是项目本身的技术含量，并不管是合资还是独资，有没有技术转让条款，要不要国内配套，技术怎样溢出。这正是我们今天对外资质量认识和评价中的一个误区。这与“外资拿到中国来的技术是高是低”是不同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和人力资本不足两大问题是存在的。但即使是次优技术进入中国，外资也不会因为技术相对较低而不用担心知识产权被侵犯，因为一旦被侵犯整个投资计划都会失败。如果投资失败，那么技术是高是低都是一样的，投资函数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有技术就有创新和研发成本。知识型劳动力不足对外资把最新技术放到中国有一定的制约，但并不是普遍的。这是因为外资到中国的投资主要是生产加工装配，即已开发技术在中国的制造、销售和出口。现代产品大量表现为研发成本高，技术难度大、设备投资多，而制造阶段却大量自动化，依靠设备本身，而不是工人的手艺，这是知识型经济的基本特点。如IT和通讯产品在中国普遍只是组装，这方面的劳动力中国是能够提供的。同时，知识产权保护的困难也并不因为不投资就可以解决，即使跨国公司自己生产后把产品出口到中国或其他国家，知识产权也会被侵犯，如目前最普遍的软件盗版。如果项目采取合资方式，外方技术作为资本投入，或者有母公司向合资公司的转让协议，那么中方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技术及其产出的利益就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外方为维护其核心技术而采取独资，即使合资也因中方谈判的弱势地位而不能获得技术转让，于是外资技术也就惟一地体现在地方政府的项目上了。因此，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什么原因使跨国公司不把最新技术放在中国，而在于国内技术吸收能力低，产业配套能力差，政府强烈的数量导向加剧了中方的弱势地位，所以单有外资项目本身的技术含量是没有意义的。实践表明，由于外商只是把加工环节放在中国，在中国的产业链很短。在吸收外资中也特别鼓励大项目，但事实上项目越大，中国产业链越短，因为国际大公司通过系列投资自己解决了零部件供应。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注意扩大本地采购比重，但成效甚微。除了外资与我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外，中国在过去的发展中放松了国内技术创新的努力，以为外资的发展就能直接使我们实现技术进步，进而又形成了更加依赖于外资的格局。评价标准上的清醒是我们增强技术创新紧迫感的前提。此外还要指出，合资及其比例要求是东道国政府可以采用的产业发展战略下的政策选择。
外贸、外资与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否过高，这不仅是一个判断与比较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计算上的技术性问题。笔者并不认为中国的外贸风险在于依存度过高，也不是从过高外贸依存度上说明中国经济风险的，更没有提出控制贸易总量。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不能以中国的巨大贸易规模认定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关于外贸依存度与外贸风险。在外贸依存度的计算上存在着一个方法上的问题，因为外贸总量必然是以美元计算的，而GDP在折算成美元时受到市场汇率水平的影响，因而如果按世界银行界定的中国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1.8而不是汇率改革前的汇率8.27计算，那么前几年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数字就要除以4.6。由此来看，中国并没有违反大国贸易依存度低的规律。国际经济学中大国、小国模型分析方法，可以用于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大小，也可以用于单个贸易商品上的相对比重大小。即使国家规模很小，如果一国某商品在供给或需求上占世界市场很大的份额，大国模型就会发生作用。在贸易上有时我们可以用大国模型来分析中国，在于中国的出口商品集中在少数几种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进口又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上。不稳定意义上的经济安全问题也因此产生。因此，这并不是“理论上大国，实践上小国”的问题，也不是各地方之间的竞争导致中国应采用小国模型来分析；其实这种竞争恰恰强化了大国模型的作用——粗放式发展竞争的进口需求，追求贸易数量的出口竞争导致了中国影响世界价格。中国目前外贸依存度（如果说定为高的话）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运行方式，即跨国公司把最终的产品生产制造阶段放到中国，并由中国进行产品加工，因而中国的出口也就提高了；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同时也加大了中国进口。这种新的历史情况和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与各国当年情况显著不同，甚至与今天其他国家也不同。因此，外贸战略调整的核心不是控制外贸总量，而是转变外贸方式的结构，即扩大一般贸易的比重，尤其是国内产业链长、使用国内要素多的一般贸易；降低加工贸易的比重，即使继续发展也要增大国内投入的含量。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对一国的经济稳定有影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机制的完善提升抗风险能力。中国目前更应当关注的是目前在少数产品上所形成的“大国效应”对贸易利益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外资引进与国家经济福利。指出不能只从外资数量上看开放效益不在于证明拒绝吸收外资更好，而是说明我们要以更有实际意义的方法与指标衡量引进外资的成果，从而致力于提高外资效益。如果说国民福利是外资的函数，那么二者的关系应当是：
W=G-P-E=aQ½-bQ²-cQ
其中，W为外资的国民福利，a、b、c均为正值，Q为外资数量，G为外资的正收益，包括就业扩大、税收增长、竞争效应、技术溢出等。G=aQ½是一条上升曲线，二阶导数为负，升速递减，表明国民经济从外资中获得的效益与外资数量正相关，但随着外资总量的增长，资本稀缺度降低，单位外资的边际宏观效益递减；这也是企业或产业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的宏观表现。P为政府的政策成本，包括优惠税收、土地低价批租等。P=bQ²是一条上升曲线，二阶导数为正，升速递增，表明随着外资数量的增长，更多外资需要更强的政策优惠让利，土地更加稀缺，区域间外资竞争的额外成本更高。E为外资的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社会成本等， E=cQ为线性，即假定负外部性与外资数量成正比。此式中，Q正比于国内经济规模，投资吸收能力，国内采购配套能力以及合资比重等；a正比于外资水平；b正比于政策的随意性，地区间外资竞争程度；c正比于政府监管不力程度等。
开放有利于国力的提升，因为开放吸收了国外的要素，激活了国内的要素和体制。开放的负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华民教授也指出，“只要政府的政策措施得当，负面溢出效应可以被大大控制”，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哪些是负面效应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我们又怎么可能去有效地控制它们呢？
外资与国家经济安全。从什么意义上讲国家经济安全呢？在现代综合国力竞争下，并非只有对国家主权带来威胁的才是国家安全问题。企业层面的剩余索取权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本身不是经济安全问题，但因为决定着国民财富积累的相对速度仍然是重要的。经济安全问题包括经济的结构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宏观安全和发展安全等五个层面。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拥有较先进的经济结构，不能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敏感和主导产业，不掌握具有重要安全和战略意义的现代技术，不能有效调控金融体系以保障宏观经济稳定，或者经济结构不具有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经济安全问题就是严峻的。这里并不涉及主权问题。主权问题的发生出现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跨国公司力量极度扩大并直接干预国家法律制定与政策取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由于现代经济安全问题的广义性，我们不应当再认为因东道国可以实行国有化，没收外国资产，即主权高于企业所有权，所以国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不能说撤资行为不会发生，但现代开放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并非来自外商撤资。外商撤资的原因不可能是东道国的成熟，否则的话发达国家就不会有外资了。恰恰相反，发达国家靠的是成熟稳定的市场环境吸收外资，而只有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才更多依靠政策优惠、政府让利和社会成本。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总体增长率可能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国投资者盈利下降。
八、对争论主题的总体认识
总体来看，华民教授的基本观点是，目前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发展战略是必然的、正确的，引进外资是有利的，对此笔者并不持异议。但是，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华民教授也一定不会对今天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感到满足或安心。于是问题归结为：发展目标是否存在着动态演进的规律；中国今天是否应当并可能实现战略升级和转型；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实现升级和转型，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升级转型。这里并不是“0”与“1”、“要”与“不要”、“好”与“不好”的争论，而是“优”与“次优”的发现与选择。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在分别证明了“必然性”和“不利性”之后能够共同把讨论推进到“怎么办”，那才是更有意义的。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得益者，这一点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关于开放现状效益评估的全部目的，正是在于坚持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解决就业问题是开放的目的之一，但只是第二目标。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都应当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对一个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尤其是这样。今天中国的开放格局基本上是80年代初形成的，26年来实现了规模的扩大。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的目标已经从解决温饱转向在开放中发展，发展新目标的确立要求我们探索战略的转型。26年来，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就业压力依然存在，但是体制机制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素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对外经济关系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我们的开放战略基本点仍然等同于80年代初期，那么我们就反而会抑制国内体制机制新因素的发挥，并会忽略国内改革的深化。正如动态分析方法原理所体现的，开放经济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过程是一个目标不断提升和推进的过程；每一个阶段有该阶段的发展目标，同时又为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准备了条件。发展有阶段的差异，但演变却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就要素密集战略而言，从以初级加工型劳动力战略到多样化战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存在哪一天结构有了突然变化才可能探索新的结构战略。动态演进的这一特点也要求我们不能使现阶段的发展给下一阶段造成困难和障碍，例如结构转型的困难、资源的耗竭、环境的破坏等。
发展中大国开放经济的转型更是一个从一元化战略向多元化战略的转型过程。大国的要素禀赋不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全面转变，转变是逐步的，高级要素的积累是渐进的。当一些地区、部门积累一定量的高级要素后，就可能形成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新生点或增长极。政策与战略的重点就在于培育这些地区和部门。简而言之，动态演进的主线是要素结构，而战略与政策的核心则是要素的培育与使用。
华民教授在文末指出：“我们是赞成理论创新与知识创新的，但是，所有创新必须是有科学依据和知识基础的，创新不能简单地变成一种抛弃现有的知识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意识形态上的更新。”这是华民教授作为一位资深学者对我们理论界的忠告与善意提醒。
那么，国力评估与“新开放观”的科学依据和知识基础是什么呢？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提供引文：
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新阶段上的指导思想，是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总战略，要求也指导我们对开放效益与战略进行系统研究。
经济全球化理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与核心是要素流动，要素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国经济的运行方式。开放效益分析是从要素稀缺度决定要素收益原理出发的。关于要素流动及其经济影响的分析为当代开放经济利益评估提高了理论依据。广义上要素对一国竞争力有决定意义，一国竞争力的提高在于培育高级要素是当代国家竞争优势的根本。
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及其推论。经典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论为国际贸易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启示我们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流动新现实出发研究分工新规律、特点与利益分配。跨国公司投资理论揭示了国际投资发生的原因，也启示了我们研究外资在东道国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对中国开放效益和战略调整的研究已经在中国学者中全面展开，成果极其丰富。这些研究普遍采用了规范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基于数据的科学实证。这些研究表明，关于开放效益问题的争论并非意识形态上的，而是经济学实证性的；这些研究基本是为回答发展中的新问题，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科学发展观探索在世界经济研究中的体现。我想，把这些研究总称为“新开放观”即关于对外开放效益评估、观念转变与战略升级的系统研究是合适的。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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