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平反”心态和“平反”意识，怎么想都觉得可笑。

在人类世界上，怕只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人，特别重视、向往、热衷于“平反”和“平反昭雪”了。为了一纸“平反昭雪”证书，奔走呼号，哀求乞讨，浪费大好时光、大量金钱财富，放弃家庭责任、个人感情甚至舍弃宝贵生命。也只有中国才有那么多的“平反”与“平反昭雪”，“平”了“反”，“反”了“平”，“平平反反”中，不断强化中国特色、造就一批又一批忠于权力意志的“有识之士”。

我不禁想：“平反”了“昭雪”了又如何呢？1981年，沈元（1970年以“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罪被夺去32岁年轻生命。沈1968年夏天化装成黑人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表达去苏的意愿，被拒绝收留，后遭逮捕）的母亲在接到“平反”通知时，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并没有让多少人惊醒。

如果说“平反昭雪”能够消除社会对自己及其家人的歧视、带来职位升迁、改变经济状况倒也可以理解，问题是很多人要求“平反昭雪”，仅仅只是为了“讨个说法”或者为了让组织认同自己。这几乎是一种“共识”了，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平反文化”。

中国的“平反”，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政治原因，右派也好，走资派也好，反革命分子也好，叛徒、特务也好，都是政治和政治斗争使然。而能够成为以上这些的换句话说具有“平反”条件的，绝大多数都是权力拥有者或曾经的权力拥有者，还有就是进入权力外围或在权力周围游弋的知识人即大家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而后者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前者。

古书上以“平反”成词的最早用例大概是《汉书》七一卷之《隽不疑传》：“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则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隽不疑当时任京兆尹。这里的“平反”即《史记》中的“反”，“反”即谓“翻案”，指纠正原来的错误判处。平反是一个政治用语。主要用来指一些专制权力阶层因为政治角力或对个人进行谴责、批判、劳改甚至监禁后，由于其后个人立场变化、政权领导人或路线变化等原因对此人持同情立场，自我推翻以前的结论。

本人孤陋寡闻，特别请求精通英文的朋友查找英文中是否有“平反”和“平反昭雪”，回答是没有。我想，这个词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国货”，也算是中国文化对现代生活的恩惠吧。当然，西方社会，类似的行为还是有的，比如法院纠正错判或误判，政府因其错误向民众或某个组织、个人的道歉等。西方国家都不时兴“平反”，西方人对“平反昭雪”也没有那么上心，大不了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政府和组织也不善于“平反”，只会道歉而已。中国人则不同，对组织的“平反昭雪”特别感兴趣，不论是受了委屈还是丢了性命，其本人和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平反昭雪”上，并且还非得有个正式的文件才行，似乎一“平反昭雪”之后，就光彩了，就升华了，就死得其所了，就意得志满了。“平反”心态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不仅为人“平反”为事件“平反”，还为动物“平反”。2009年4月就有一则被广泛转载的新闻，题目就是“两部长为猪平反”，说的是当时的猪流感疫情，并非猪带来的，让生猪受了不白之冤，农业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要为其“平反”。不仅喜欢为中国人“平反”，还乐意为外国人“平反”。2007年7月，有一条新华社发布的新闻《32年后：中国为安东尼奥尼“平反”》，说的是意大利电影艺术家米凯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72年曾经拍摄过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被中国政府禁止在中国境内播放并受到激烈批评，32年后又允许播放并受到中国政府的赞扬。如此，我们把“平反”弄到外国人头上了，也表达了“平反”的巨大威力。

中国最大的“平反”行动当属文革刚刚结束时，从为“走资派”和老干部的“平反”开始，到为50多万“右派”“改正”。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走资派”和老干部要求“平反”十分正常，因为他们曾经是权力中心的一员，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权力中心，现在他们想回权力中心，必须要有个程序，“平反”是最至关重要的一步。再说，这个组织是他们的，人家自家人自有自家人的规矩，旁人不好说三道四。55万“右派”要求“平反”也可以理解，他们受了20多年的苦，“平反”了就能得到一些补偿，就能谋得一个好的职位，运气好的还会飞黄腾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就不是“右派”，要求“平反”自然是合情合理了。可是，很多人包括很多“右派”要求“平反”，更多却是为了所谓政治名誉，而要求获得“政治名誉”的人，基本上已经没有可能在政治上或者说仕途上有所作为了，他们是纯粹的为“名誉”而斗争。为“盖棺论定”而斗争几乎是中国知识人的共识。

在某媒体上看到一则这样的消息，一个被打成“右派”27年的老飞虎队员，27年间九死一生、妻离子散，且个人生活在农村，温饱都成问题，当组织宣布为他改正并把27年的补偿费给他时，他对金钱分文未取，他说：国家正在搞经济建设，需要钱，只要有这个证书我就足够了。据说，当时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如果我在场，我想我也会流泪的，不过不会是感动，而是疼痛。

这种例子还很多，有的人家里很富裕，却花费10多年数10年时间，只是为了给亲人甚至已经死去的亲人“平反”，为的就是所谓的“政治名誉”。本人几年前从一本杂志上看到的：北京某科研机构一个传达室老头，57年时因为一句话被赶出该机构并“享受”右派“待遇”，大规模落实政策时，该老头也回到了科研机构，补发了20多年工资，还与“知识分子”们一道分配了房子。过了几年之后，老头突然发现，没有给他“平反通知书”，于是去找领导，领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阅了所有的档案，皆没有该老头的右派记录，老头又去找当年的负责人，有些人已不在人世，有些人已远去他国。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负责人，该负责人记得只是口头上宣布老头为右派，没办任何手续，因为老头不是“知识分子”不够“右派”条件。老头又哀求这位原负责人补办右派手续，原负责人没办法，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可组织上又不认可，说当年没办右派手续，现在不能“平反”。老头去世时也没闭上眼睛，反复交代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请求组织为自己“平反”。在老头逝世3年后，这“反”才最终“平”了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张承认某某某曾经是右派，现在予以改正的通知书。

如果说刑事治安案件被错判误判之后，要求改判并恢复名誉，则是完全应该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类案件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我没杀人你说我杀人了，那肯定不行。其实这类案件不叫“平反”，而叫纠正和改判。一般纠正和改判，除了经济补偿之外，都会对当时人表示道歉——不管真情还是假意，而“平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没有半点道歉的意思——看看冷冰的“平反”文件就知道了；同时，“平反”基本上是没有责任主体的，55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几百万人受到株连，没有一个人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一个人向55万“右派”们公开道歉；“平反”是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张志新“平反”了，但下令割断张志新喉管的人却没有被追查，甚至还不知道他是谁。林昭“平反”了，可在狱中对林昭进行猥亵的流氓却逍遥法外。

“平反”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行为是服从于需要的，因为需要，你被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打成“走资派”，划成什么集团；同样因为需要，为你“平反昭雪”，把你树为英雄。一切都视需要而定或者根据何种政治势力掌握权力而定。中国是一个善于经营“平反昭雪”的国度，“平反昭雪”的时机是相当有讲究的，以明朝为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的海瑞。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掌控权力。

记得是1975年吧，中国教育界发生了一起震动世界的事件——马振湖中学事件，一位女学生在英语试卷上不作考题，却写上几句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该学生受到学校的批评，因而投河自杀了。学生自杀之后，当地教育部门把她当作自绝于人民的典型在教育系统进行了批判。可不久，上面知道了这件事，在江青的亲自过问下，为自杀学生“平反”，把她树为“反潮流英雄”，并且认为她是受到学校老师逼迫而自杀的，当地教育部门领导和学校负责人受到处分。然而，等到“四人帮”垮台之后，“反”又被“平”了回来，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是正确的，自杀学生并非英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充分说明了所谓“平反”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的国人尤其是知识人仍然视“平反”为无尚荣光，总是把无数的精力花费在为某些事件、某些人物的“平反昭雪”上，似乎不“平反昭雪”就不能体现其正确性，就不能证明其价值，也不能光宗耀祖。换句话说，就是迫切希望被承认。这种心理，知识人尤甚。他们不遗余力地为自己、为别人“平反昭雪”奔走呼号，时至今日，一些人还在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任炳等“钦点”右派的“平反”而努力。

很多渴望“平反”的人，一旦达到目的，就如范进中举一般，似乎一切就功德圆满了。很多人被“平反”之后，感激涕零，千恩万谢。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历程》一书里记述了平反之后的一个小故事：四川文艺出版社有一个名叫张继顺的人，1957年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被打成了右派。在收到北大改正通知后，他当即电邀同班几个也被打成右派或被划为右倾分子、现分在山西、内蒙等地的同学，回北大相聚。到京的当晚，他们下榻一处，不约而同各人都带来了好酒，又去街上买来一大堆冷热食物，以示庆祝。几个人喝了一夜，聊了一夜。次日早上，张继顺坐不住了，满脸惨白，鼻息微弱，众人赶紧送他进了医院，终因抢救无效，遽然而去。一些人为了张自新、遇罗克、林昭“平反”，可谓挖空心思。我不知道这些被“平反”的在天之灵会怎么想，他们需要不需要“平反”，但以我对林昭文字的阅读来看，林昭是不会接受“平反”的，因为掌握“平反”的主体没有改变，这种“平反”有何意义？“平反”了又能如何？茅于轼就说过：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茅于轼是少有的清醒者。当然，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的右派，他们要求“平反”倒是题中之意，可是上面并没有为他们“平反”，而是“改正”（其实“改正”比“平反”更准确，上面的水平确实不低，可是，我们的知识人却对“平反”情有独钟），“平反”只是他们的自我标榜。

中国知识人是很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不同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就是，西方知识分子有一种坚持的品德，而他们没有。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们是软弱的、摇摆不定的，倒是十分确切。正因为如此，把他们打成右派，那确实是够冤枉的。他们被“平反”之后，大多很满足，刘绍棠曾说过，受迫害是挨了母亲的打，不会疼痛，更不会记恨，因为母亲打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爱的表示。这种人并非刘绍棠一个。至于国家和组织是否可以代表母亲、“母亲”将人往死里整的行为是否是爱，似乎没有多少人去质问。有一点倒是很让人费解的，那就是，没有几个“右派”在“平反”之后否认自己曾经的右派身份，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和面对国外受众的时候，他们都会强调自己曾经被打成右派，并且绝大多数不会使用“错划为”，原因是“右派”如今似乎成了敢于直言和坚持真理的代名词，是某种资格与身份的象征，所以，“平反”了却不愿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