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举义惨败：辛亥革命被反扑的成功案例

作者：金满楼

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中，并不完全是各地纷纷响应，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其中也有“反革命”得势的案例，譬如宁夏哥老会的起事。

1911年11月18日，宁夏哥老会首领刘华堂、刘跃鲤在听得陕西革命后，也拿着十几枚爆竹突入镇署，居然起义成功，夺得不少库储军械。次日，刘跃鲤自任宁夏镇，刘华堂任宁夏道，随即攻打满城。孰料宁夏满城虽小却坚固，而且城中藏有原罢职提督董福祥报效朝廷的快枪1200支，结果革命军一千余人对阵旗兵一千余名，双方交战两小时，革命军大败而归，刘跃鲤、刘华堂等各自逃走，宁夏起义，竟告失败，为辛亥年中少有之案例。

更有拼死抵抗并占据上风的，这就是因反对立宪而被革职的原陕甘总督升允。西安起义爆发时，升允碰巧去城外的草滩办事，其得知事变后只身急赴甘肃平凉，随后在陕甘总督长庚的协助下组织了马安良、张行志等部共40余营兵力，分南北两路攻入陕西并连克长武、彬县，后在西安近郊的乾州(今乾县)一带与陕西革命军展开激战。而同时，山西都督阎锡山在北洋军的攻击下被迫退出太原，转战晋北，北方革命形势颇为危急。升允所部，志在复仇，其俘虏的革命军士兵一律处死，甚至在清帝退位后仍继续进攻革命军并将对方谈判代表割耳挖心，弃尸窖中。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革命与反革命的烈度，原本即在伯仲之间。

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说，“革命波及杭州时不曾流半滴血。新军的将领会商之后黑夜中在杭州街头布下几尊轻型火炮，结果未发一枪一弹就逼得抚台投降。新军放了把火焚毁抚台衙门，算是革命的象征，火光照得全城通红。旗下营则据守他们的小城作势抵抗，后来经过谈判，革命军承诺不伤害旗下营的任何人，清兵终于投降。旗人领袖桂翰香（应为贵林，字翰香，作者注）代表旗下营接受条件。但桂本人却被他的私人仇敌藉口他阴谋叛乱抓去枪毙了。新当选的都督汤寿潜是位有名的文人，对于这件卑鄙的事非常气愤，闹着要辞职”；而民国后，“旗下新市区的东北已经建了五百间平房，安置旧日旗兵的家属。有些旗人已经与汉人熔于一炉而离开了他们的安置区。几年之后，全体旗人都失去踪迹，一度养尊处优的统治者已经与过去的被统治者汇为一流了。旗人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他们的生活情景虽然始终回旋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有关他们的故事已经渐渐成为民间传说。”

不过数年，杭州的旗人便无影无踪，他们去哪里了呢？他们或许已经搬出了杭州城，或许已与汉人汇为一流，不分彼此了。历史的洪流滔滔，无声、无色、无形，又无可阻挡，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端方被杀一年后，曾为门下幕僚的左全孝撰有一篇祭文为昔日上司大鸣不平，文中不乏愤激的说：“瑞徵以压制亡国，赵尔丰以嗜杀毒川，公力反二竖之所为，而福寿大不及瑞徵，受祸且烈于尔丰。新旧满汉之心不同，君民上下之情不通，危亡之势，伋伋内讧，公盛意调和，苦心化融，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网罗才俊，教普儿童，而旧家疑其仁，新进疑其忠，雷鸣瓦釜，毁弃黄钟！呜呼哀哉，有知无知，吾愿问之化工！……”

要说起来，赵尔丰的死也不轻松。在四川宣布独立后，赵尔丰将总督大印移交给新任都督蒲殿俊，但蒲是书生文人，他控制不住地方局势，而赵尔丰依赖的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也无实际能力，结果在一场兵变中，陆军小学总办尹昌衡在川籍军官的支持下夺取了军政大权。尹昌衡年纪不大却心计多端，在设计夺得赵尔丰所率三千边防军的统辖权后，次日即发动突袭将赵尔丰绑至城都远楼广场当众斩首，其头颅被挂在树上示众三天。赵的下场，也算是对“成都血案”做了交代。

左全孝为端方写祭文的时候清廷已垮，所撰之文并无功利可言，而同为门下幕僚的刘师培，这位被革命抛弃的“叛徒”，其在端方入川途中不离不弃，直至端方被杀后才避祸远遁，倘若端方无人格魅力，似难想象。刘师培后来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而另一位大师王国维也在同年写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他要纪念的人，也是端方。

在诗中，王国维描述了端方的死难经过：“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端方曾任湖北巡抚，其所带的湖北新军可算是他的“旧部”，这些人早上还到帐前拜问“元戎”，但到了晚上，端方就变成了他们所诟骂的“索虏”。王国维与端方并无直接关系，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极大的同情和无限的感慨。

节选自新书《辛亥残梦：帝国崩溃的前夜》（当当网独家发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