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启示：国共两党合作与养虎为患！

作者：阿道夫二世

仅以此文参评“感动中国小人物”。
因为自我感觉写的太好了，所以转贴时请一定注明作者。
此文不谈立场，只评论斗争的手段，希望高层能够得到重视和赏识。
如果能够因此给我一点点津贴、补助、奖金，那我将万分感激！


在中国政党史上，有两次影响深远的两党合作，这两次合作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最后都以双方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回顾这两次合作，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合作虽然对国共双方都有利，但是对于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有利。

请看下列数字：

1921在中共一大时，会议代表12人，代表全国党员57人；1922年，中共党员人数195人；1923年，中共党员人数432人。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中共党员已经发展到了了5.7万人。

从1921年到1923年，中共只扩大了7.5倍；从1923年到1927年4月前，中共规模扩大了130多倍，这个数字还是中共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对自身的发展采取了限制措施的结果。国民革命军成立初期部分军官为共产党人，而军中党代表更以共产党居多。

第二次国共合作发生在抗日救亡时期。1937年初，中共党员人数4万人，1940年中共党员人数是80万人，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时，党员人数是120万人。
党员人数的变化还不足以完全说明中共实力的增长。在抗战初期，中共领导正规军人数是八路军4万人、新四军1万人，到抗战结束时发展到八路军102万、新四军27万；还有各种民兵、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约240万；解放区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解放区人口近1个亿！

为什么在两党合作的情况下，中共的发展更快呢？

从中国共产党方面来说，就象一颗种子，内在的活力、外部适宜生长的土壤、外部有利于生长的气候环境，就决定了其必然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根本信仰、以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为基础，一旦活动环境宽松适宜，快速发展就是必然的。

从当时国民党方面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求助于两党合作，本身就说明其内部存在问题，无法独自承担领导民族复兴的重任。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中山先生的国民党虽然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其势力范围还是限于南方部分地区，还缺乏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当时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性质导致其存在局限性，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来形成一个包括全国各阶层先进力量、进步力量的民主大同盟，因此，中山先生就选择了国共合作的道路。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已经成为“三座大山”的代表，政治上的反动和组织上的腐败，使其独自无法承担抗日救亡的重任。

同时，两党合作，就意味着必然要对相关的领导权分享、要对具体的成果进行分成。中国共产党从受到无情压制、残酷剿杀到可以拥有领导权、可以分享阶段性的成果，本身就是地位上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此，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共产党和一个内部存在问题的国民党合作，一个是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一个是寻找治病的药方；一个是地位上天壤之别的变化，一个是领导权、收益权的无奈让渡，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期间快速发展就是顺理成章了。

至于两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原因不言而喻，就是因为两党阶级立场的根本对立。

在两党合作破裂后，从国民党的角度看，当初的两党合作就是有养虎为患之嫌。

今天，我谈“国共两党合作与养虎为患”这个话题，是有所指的。

对于台湾问题，高层政策取向显然有“寄希望于马英九”、“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味道。国共第三次合作没什么不对，但是要慎重！

在中国现代史上，论历史、曾经的规模和现实的影响，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略论高下的，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国民党是否甘于偏安一隅、矮人半头，我看要打个问号。即便现在这不是问题，将来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如果两党携手共创民主政治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幸事。但是，历史表明，阶级立场对立的政党，合作是暂时的，决裂是必然的，除非有一方彻底的改弦易辙。假如预见到将来的分裂，现在的合作就要多留个几个心眼、多做几手准备。

马英九有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最近已经是有所表态了，“听其言、观其行”；
国民党能否凤凰涅磐，就要看其是否有内在的活力、适宜的土壤和有利的环境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革命斗争时期，这是高瞻远瞩，是鼓舞士气；在现实条件下我们重温主席的教诲，为的是防微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