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
因为毛泽东的原因，近千名国民党战犯的性命得以保全。1975年3月，第七批即最后一批在押战犯获特赦，中国从此再无战犯。
战犯，因战争而生。当敌对双方输赢已定时，他们是首先失去自由的群体。同时，因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他们又是一群注定要被历史记录的人。
昔日“英雄”，一朝沦为阶下囚，过的是单调乏味的改造生活，但由于人性的丰富，由于个体情况的千差万别，他们身后其实隐藏着无数精彩纷呈的故事。
我们以战犯、军统特务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的讲述为线索，听一听他们怎样讲自己的故事，讲别人的故事，讲社会的故事。
如何沦为阶下囚
他满不在乎地对逮捕他的人说，我已拜某大和尚做了皈依弟子，早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你们还来抓我作甚？
一群国民党高级将领，平日里威风八面，忽然有朝一日，从“英雄”一变而为阶下囚，这瞬间的转变，其实有很多好玩儿的故事在里面。
张淦：坐困围城仍问卜
桂系军阀张淦，是统率广西三个军的兵团司令。他一生都迷信阴阳风水，遇事必先求神问卦。在战犯管理所，他的问卜方法，是用阴干的小冬笋，剖成两半，问卜时，先把要问的事默念一遍，再恭恭敬敬地把两片卦合起来，向空一丢，看落下后的正反面，如果一反一正，便是很吉利的“巽卦”，如果两个都仰面向上，则为“阳卦”，两面均朝下，则为“阴卦”。为什么统率数万人马的将军，一切皆听命于两片竹笋？他的切身体会是，他能从下级军官升到兵团司令，全凭这个东西的指示。
沦为阶下囚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被俘前不先问卦，免当俘虏？他把头一摇，长叹一声：“这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挽回。”其实，后来他的一个军长爆料说，他在和解放军作战时，也必先问卦才下命令，一进一退，都依靠卜卦来决定。结果一次次打败仗，他还不肯听信参谋长的劝告，最后连司令部也被包围。许多人劝他赶快逃走，他还不慌不忙在卜卦，卜完后笑容满面告诉劝他逃走的人，说司令部的方位和卦上都指示他，可以逢凶化吉，用不着跑！话犹未了，解放军已冲入司令部，他连那副宝贝卦都没来得及带上便束手就擒。
王耀武：用进口手纸终暴露
王耀武，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黄埔三期毕业生。一人身兼一省的军事、政治要职，在黄埔三期学生中，他是惟一的一个。王耀武原是上海泰康饼干公司学徒，由于手笨嘴笨，不讨人喜欢，经常受人欺负，他便愤而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
这样一个人，毕业后，竟升迁得很快。因为他有一套拉拢人的巧妙方法。
王耀武送礼与一般人不同，他能当着许多人，甚至蒋介石的面，送人家东西而不被发觉。当时派克金笔和瑞士高级手表，是人人求之而不可得的贵重物品。他每次去参加高级会议或晋见大官，总要带上一些。他要送东西给对方时，往往当着许多人的面，向这人借自来水笔或手表，说是自己忘记带，等到散会或临走时，便把自己带去的还给别人。为了怕对方发觉不是自己的而拒收，他会把上面贴的一张很小的“王耀武敬赠”的字条让对方看一下，彼此也就心照不宣了。
已经变得如此精明的一个人，在自己人身自由的问题上，却一着失算。1947年莱芜战役中，王耀武指挥的六万多人被歼。不久，解放军将济南层层包围。大军压境，他竟能带着副官，化装成小商贩逃出来。当他一路无阻，逃到离济南相当远的一个小镇时，因为要解大手，副官便从身上掏出他用惯了的外国进口手纸。当地老百姓解手，一般是用一根小树枝，甚至用一块瓦片或土块，很少用手纸，也从没看到过有人会用那样雪白柔软的纸去擦屁股。这种事很快就引起解放军注意，一加盘查，破绽就露出来了，于是王耀武被送入监狱。
某军长：因冲动而陷囹圄
沈醉在香港《百姓》半月刊连载《战犯改造所见闻》时，曾收到很多信件，劝他笔下留情，不要让一些战犯的亲属过分难堪。因此，某军长的名字就在沈醉的“留情”下被省略掉了，但故事照讲不误。
被称为安徽“老母支”（支即鸡）的这位军长，是响应张治中号召，主动投诚的。投诚后，他要求回老家。他的想法很简单，希望用多年来弄到的钱，回去好好享受一下，过一个舒舒服服的晚年。
哪知，运动一个接一个，他越来越恼火。他回到老家，不但良田好地要分给农民，连山林也不能属于自己所有，过去雇工开设的粉房等，也雇不到人了。他这一气非同小可，便和当地政府大吵大闹。他认为他既是起义的，就不能分掉他的田地。虽然地方政府一再向他解释，“土改”是全国一致的，连张治中的田地也一样要分给农民，不让他退还过去所收农民的大量押租金，已算是照顾他了。他不同意，但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最终还是把田地都让了出来。
他为此日夜不安，而且越想越不是滋味，便决定想办法报复，让分到他田地、山林的人也不能好好过下去。
他采用的办法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到原属于他的山林去走动，突然大叫狂奔向山下跑，许多人问他为什么惊慌？他说看见一个全身长着红色毛发的怪人追他，幸亏他发现得早，跑得快，才没被追上。
他在家乡说话，一向有人相信。经他这么一闹，许多人便不敢再上山打柴挖猪草。一计得逞后，他又造谣，说他家那口大水塘，夜晚有水鬼爬上岸来拖人去下水，这样一来，许多人再也不敢起早贪黑去田里工作。
共产党是不信神鬼的，很快便证实山上既没有毛人，塘里也没有水鬼，并且查出这些谣言是他放出来的，便找他谈话，劝他不要再这样做。他一听就火，新恨旧仇一齐涌上心头，便向劝他的干部拍桌子大骂。干部批评了他几句，他更不服，差点要动手打人。他就这样被捉了起来，成了高级战俘。
曾扩情：皈依佛门躲灾
曾扩（音kuang）情是黄埔一期老大哥，在北伐前攻打惠州时当过连长，但因一上火线就“带花”，伤好后，对冲锋陷阵再没有勇气，而改任政治工作。这个人一生曲曲折折，奇奇怪怪，闹过不少笑话。
解放前夕，他在四川搞过一个“中央军校毕业同学非常委员会”，这是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坚决反共组织。眼看快解放了，他虽无一兵一将，还大叫要和共产党拼到底，决不去台湾！他不去台湾，其实是怕到台湾见蒋介石，因为蒋介石见他一回骂一回，他实在有点受不了（蒋介石为什么会骂他，后文中会有交代）。许多关心他的人都劝他早点走，因为他名声太大，又长期搞反共工作，一旦被俘，决无生路。他却胸有成竹地表示：“到时一定有办法”。
曾扩情既不去台湾，又没作打游击的准备，被怀疑可能是打算投降共产党。为此，四川军统的负责人，还曾经向上级请示，要不要逮捕他。当时大家都猜不出他有什么高招。直到解放军进成都，派人去抓他时，他的“高招”才亮出来。他满不在乎地对逮捕他的人说，我已拜某大和尚做了皈依弟子，早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你们还来抓我作甚？
这几句话引得去的人大笑，并且很坦白地告诉他，不用说像他这样反共反了二、三十年的人皈依佛门后要抓，就是削发多年、正在庙里闭关面壁的军统分子宋灰鹤（又名周大烈，抗战胜利后，拜广东南华寺虚云大和尚为师，是真心诚意出家为僧）一样要清查出来。这时，他才傻了眼，后悔没有早点逃走。这件事，当时人们引为笑谈。
周振强：主动投降竟成战俘
周振强一谈到他是怎样被俘的，总是一肚子怨气。了解了情况后，别人也都不由得要替他叫一声：“太冤枉了”！
事情的经过虽然很简单，但也很滑稽可笑。解放时，他任浙西师管区司令兼金华城防司令。这两个司令都是光杆杆，自己没有部队，是专门负责替别人征兵的，兵征到后便交出去了，自己只有少数押送新兵的小部队。
不过周振强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并在蒋介石身边当过副官、警卫大队长，直蒋的重要卫队、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这种亲信关系，非一般人可比。特别为人所知的是，蒋介石曾经打过他两记重重的耳光。在当时，能得到校长亲自赏两个耳光，不但不是什么耻辱，在有些“领袖第一”、“校长至上”人的心目中，简直和当年皇帝老子赏穿黄马褂一样光荣！
由于周振强有过这么一连串的“光荣”历史，解放前一般人对他都客气三分。到了快解放时，由于解放军对浙西的大包围，驻守在金华一带的野战部队陆续抽到前线去了，金华也没有发生激烈的争夺战，所以周司令并未亲临前线，直接躲在家中静待解放。
后来周振强自己常常既谦虚又后悔地说：我这一生中，虽然有打仗的经验和杀人的经验以及保卫领袖与抓壮丁等等经验，却没有投降的经验。
金华解放前夕，他不知该怎么办。走是决心不走，因他过去贪污的钱不多，老婆孩子都没条件送往国外或台湾、香港。最后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金华后，他一个人穿上便衣想找解放军的指挥部投降。这样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事先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便只身前往找寻解放军指挥官，未免有点太儿戏。
当他忐忑不安走出家门，准备去找投降的地方时，正好遇上他的司令部几个士兵与保甲长。他们二话不说，一把将他揪住拖着就走。周急了，连问他们要干什么？回答很简单：抓你去立大功！周再三解释，他是准备去找解放军指挥官投降的。那些人哪里会相信，说他穿上便衣明明是想逃跑，还想欺骗人是去投降。不论周怎么说，士兵就是不信，一下就绳捆索绑把他送给了解放军！
周振强提到这件事，长久以来一直气愤异常：几次他试图向有关领导说明他是去投诚而不是逃跑，希望得到投诚人员待遇，而不是被俘战犯。经过调查，他的确是被部下士兵在路上抓到的，这些人都得到了重赏。当然，众口难辩，那么多人说他们抓到了准备逃跑的司令官，而且已立功领过了奖，周又提不出任何投诚的证明文件和证明人，这样的案子就成了无头官司，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可爱的战犯
他忙摘下近视眼镜，凑近棉鞋一看，自言自语说了一声：“一条绳子”！可是当他把这条“绳子”往外一拉，竟是一只踩死的小老鼠被他提着尾巴从鞋内拉了出来。
战犯是罪犯，何来可爱之处？听听下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造“永动机”的黄维
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很早以前就听人说，全世界的科学界都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是一种不需使用任何能源的“永动机”，如果能创造出来，则世界上再也不会有能源危机，这将给人类带来无穷幸福。
从那时起，这位拿枪杆子出身的将军，便下定决心，发明“永动机”，为人类造福。愿望虽好，实践起来，谈何容易。可黄维始终坚信“有志者事竟成”，所以，他在被俘前没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被俘后，仍是专心致志地钻研。他在监狱的学习发言中，不厌其详地谈他的“永动机”；在外单位找他写材料，询问他解放前的情况时，他在写材料的纸上，还要写上他请求支持创造“永动机”的问题。监狱负责人拿他没办法，只好把他设计出来的图纸，送到中国科学院审查研究。几个月后，得到的答复是：“经过反复实验，这种机器图纸，根本不可能达到不需要任何能源而能自己永远转动的设计要求。”很多人都认为，既然经过科学院鉴定认为不可能，就不要再搞了。可他还是认为，负责鉴定的人不懂科学，他的设计是可以实现的。
黄维一向孤僻成性，自命清高，所以在监狱里经常会遭到同组“同学”的批、斗。
据曾和他同组的人描述说，别人批评他时，他闭目养神，面上毫无表情；而有些人的批评使他感到讨厌时，他有一手令人哭笑不得的“绝招”——当批评者的话音刚落，他能用力一挣，随即放出一串响亮的屁声。这往往引起对方更大的反感，厉声责问他：“这是什么态度？你迟不放屁、早不放屁，一定要等人家的话刚刚说完，你的屁就来了。这不等于在讽刺人家对你的批评是在放屁！”遇到这种情形，他总是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冷冷回答：“我放屁是生理上的关系，谁也控制不住它，你硬要把我放屁和你发言联系起来，那我也没有办法。”遇到这种情况，旁边的人往往忍不住，要跑到厕所去大笑几声。
蜂蜇治风湿的康泽
比黄维的伟大愿望要渺小得多的，是特务头子康泽的理想，他想研究出一种治疗风湿病的简单办法，为此他不惜拿自己的身体进行实验。
康泽过去曾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深得蒋介石信任。因为长期和共产党斗争，解放前在担任襄樊地区绥靖公署主任时，被解放军将该区重重包围，他自知无法逃脱，曾举枪准备自杀，后为部下将枪夺去，自杀未成。被俘后，天天等死，结果出他意料之外，竟一直把他留了下来。
据沈醉回忆，他经常看到康泽在战犯管理所放风场花丛旁边一动不动地站着，看见蜜蜂飞来采蜜，便轻手轻脚地把蜜蜂捉住，伸出自己的左手背和臂让蜜蜂蜇，有时一边蜇一边咬紧嘴唇，一看就知道被蜇疼了。沈醉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自讨苦吃？他很得意地说，他看过一本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说用蜜蜂去蜇患了风湿病的地方，比用其他任何方法都更有效。他左臂闹风湿痛，便想用自己做实验，如真有奇效，便可大肆推广。问他蜇了多少针了？他说还不到一百针，已感到疼痛有所减少，但还没有痊愈，所以他决心蜇上一百针，作为一个疗程来观察。
康泽果真被蜜蜂蜇了一百针，但效果不佳，最后，他的风湿还是依靠蜡疗治好的。
踩死老鼠还不知的杜聿明
曾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不但是深度近视眼，而且左腿比右腿短一厘米，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因他的这一特点，在战犯管理所还闹过一个笑话。
杜聿明当了战犯后，没有人去取笑他的这个小缺陷。不过有一次，全组学习文件时，大家看到他走路突然端正了姿势，有点惊奇。杜发现别人注意他，也似乎感到今天走路比平日不同，便坐了下来，用手提起左脚棉鞋去摸，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向鞋尖滑下去。他忙摘下近视眼镜，凑近棉鞋一看，自言自语说了一声：“一条绳子”！可是当他把这条“绳子”往外一拉，竟是一只踩死的小老鼠被他提着尾巴从鞋内拉了出来。这一下弄得全组的人连文件也读不下去，捧腹大笑了一场。
重大历史事件背后
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在南京急得跳脚大骂：陕西省站为什么没有电报来？蒋夫人宋美龄更是不住地询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蒋的生死下落如何？戴笠都答不上来。这个以搞特务为生的机关，竟然连一点消息都得不到，实在太丢人了。
高级战犯，无疑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他们虽不能影响事件发展进程，但那段经历，往往能让人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进入历史。
“西安事变”的插曲
前文提到的曾扩情，为什么蒋介石见他一回骂一回，起因就在“西安事变”。
他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时，“西安事变”发生，当时蒋介石希望马上有军队把西安包围，救他出去，但曾扩情却和他唱了反调。由于他一向与张学良相处得不错，张请他向南京广播，不要用武力解决西安问题，他就照办了。曾当时是一番好意，怕一旦打起来，蒋的安全便成问题，据他后来说，那完全出于爱护校长才去广播的。
这次广播话虽不多，却使他从此失去蒋校长的宠爱。
“西安事变”一解决，蒋介石即下令将他扣押，交给戴笠囚禁于南京军统的监狱中。当时蒋介石认为他投靠张、杨，不想让中央军去救援，除当面骂他寡廉鲜耻外，还撤职查办。从此，在他的蒋校长面前，他再也抬不起头来，以至后来连台湾都不愿去。
关于“西安事变”，在战犯口中，还能听到另外一个细节。
马志超，黄埔一期老大哥，此人虽然才疏学浅，但招牌还是响当当的。戴笠利用他的这一点，派他出任特务处（军统前身）陕西省站站长。这位老大哥干特务工作是外行，戴笠让自己黄埔六期同学岳烛远给他当书记，负责实际工作。为便于工作的开展，戴还在蒋介石面前举荐他当上了西安警察局长。
马局长到差视事后，因身兼二职，怕一方顾不到出乱子，便决定“合二为一”，将陕西省站连无线电台全搬到警察局内。对此，岳烛远坚决反对，但无论谁去劝说，马志超都表示：“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
天下事，往往会出人意料之外。“西安事变”发生时，西北军竟会大批出动，武装包围警察局，大叫活捉局长马志超！幸好那时马不在局内，也不在自己家中，而是去赴女友之约，他是从温柔乡中，得悉事变，仓皇逃出西安的。杨虎城的部下，早对这位局长大人恨之入骨，所以他们在没有抓到马的时候，把马的照片放大挂在城门口，以便核对出城的人。当时上海都听到谣传，说马志超被钉死在城门，其实钉在那里的是他的照片。
事变发生时，岳烛远也化装逃跑了，但设在警察局内的无线电台却被抄走。没了电台，一切消息都送不出去。所以事变发生后，戴笠在南京急得跳脚大骂：陕西省站为什么没有电报来？蒋夫人宋美龄更是不住地询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蒋的生死下落如何？戴笠都答不上来。这个以搞特务为生的机关，竟然连一点消息都得不到，实在太丢人了。
“西安事变”后，马志超自然受罚，岳烛远受奖，戴笠认为他有先见之明。而且经过这次惨痛教训，国民党的公开机关和秘密单位一定要分开。
“李闻惨案”幕后
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杀害后，连蒋介石也弄不清，气急败坏地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军统头子毛人凤，为什么干出这种引起全国人民指责的蠢事？
其实，这次暗杀的确不是擅长这手的军统特务干的。连毛人凤也猜不透。为及早弄清真相，以应付全国哗然的舆论，毛人凤派出负责全国治安的头头、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出马。
这位老谋深算的“特才”（特务中之干才），不愧为军统的领导。他带沈醉等4人先去重庆，刚下飞机，就让沈醉去军统在重庆的看守所，挑选两名违反过军统纪律的犯人，带到昆明，让他们出面顶替暗杀李、闻的杀手。
唐纵开出的条件是，只要他们在公审中承认自己是凶手，并且吞吞吐吐地暗示出和中共有关，等事情了结，执行死刑时，便可用其他判有死罪的犯人顶替。这两人就可以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担任较好的工作。
按照这一指示，沈醉去看守所挑人。只有一个曾在军统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王某合适。但他很胆小，怕一旦承认下来，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来不及换他。他在军统的时间虽不长，但听到过不少军统“走马换将”之类的高级战犯，无疑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他们虽不能影响事件发展进程，但那段经历，往往能让人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进入历史。
“西安事变”的插曲
前文提到的曾扩情，为什么蒋介石见他一回骂一回，起因就在“西安事变”。
他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时，“西安事变”发生，当时蒋介石希望马上有军队把西安包围，救他出去，但曾扩情却和他唱了反调。由于他一向与张学良相处得不错，张请他向南京广播，不要用武力解决西安问题，他就照办了。曾当时是一番好意，怕一旦打起来，蒋的安全便成问题，据他后来说，那完全出于爱护校长才去广播的。
这次广播话虽不多，却使他从此失去蒋校长的宠爱。
“西安事变”一解决，蒋介石即下令将他扣押，交给戴笠囚禁于南京军统的监狱中。当时蒋介石认为他投靠张、杨，不想让中央军去救援，除当面骂他寡廉鲜耻外，还撤职查办。从此，在他的蒋校长面前，他再也抬不起头来，以至后来连台湾都不愿去。
关于“西安事变”，在战犯口中，还能听到另外一个细节。
马志超，黄埔一期老大哥，此人虽然才疏学浅，但招牌还是响当当的。戴笠利用他的这一点，派他出任特务处（军统前身）陕西省站站长。这位老大哥干特务工作是外行，戴笠让自己黄埔六期同学岳烛远给他当书记，负责实际工作。为便于工作的开展，戴还在蒋介石面前举荐他当上了西安警察局长。
马局长到差视事后，因身兼二职，怕一方顾不到出乱子，便决定“合二为一”，将陕西省站连无线电台全搬到警察局内。对此，岳烛远坚决反对，但无论谁去劝说，马志超都表示：“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
天下事，往往会出人意料之外。“西安事变”发生时，西北军竟会大批出动，武装包围警察局，大叫活捉局长马志超！幸好那时马不在局内，也不在自己家中，而是去赴女友之约，他是从温柔乡中，得悉事变，仓皇逃出西安的。杨虎城的部下，早对这位局长大人恨之入骨，所以他们在没有抓到马的时候，把马的照片放大挂在城门口，以便核对出城的人。当时上海都听到谣传，说马志超被钉死在城门，其实钉在那里的是他的照片。
事变发生时，岳烛远也化装逃跑了，但设在警察局内的无线电台却被抄走。没了电台，一切消息都送不出去。所以事变发生后，戴笠在南京急得跳脚大骂：陕西省站为什么没有电报来？蒋夫人宋美龄更是不住地询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蒋的生死下落如何？戴笠都答不上来。这个以搞特务为生的机关，竟然连一点消息都得不到，实在太丢人了。
“西安事变”后，马志超自然受罚，岳烛远受奖，戴笠认为他有先见之明。而且经过这次惨痛教训，国民党的公开机关和秘密单位一定要分开。
“李闻惨案”幕后
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杀害后，连蒋介石也弄不清，气急败坏地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军统头子毛人凤，为什么干出这种引起全国人民指责的蠢事？
其实，这次暗杀的确不是擅长这手的军统特务干的。连毛人凤也猜不透。为及早弄清真相，以应付全国哗然的舆论，毛人凤派出负责全国治安的头头、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出马。
这位老谋深算的“特才”（特务中之干才），不愧为军统的领导。他带沈醉等4人先去重庆，刚下飞机，就让沈醉去军统在重庆的看守所，挑选两名违反过军统纪律的犯人，带到昆明，让他们出面顶替暗杀李、闻的杀手。
唐纵开出的条件是，只要他们在公审中承认自己是凶手，并且吞吞吐吐地暗示出和中共有关，等事情了结，执行死刑时，便可用其他判有死罪的犯人顶替。这两人就可以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担任较好的工作。
按照这一指示，沈醉去看守所挑人。只有一个曾在军统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王某合适。但他很胆小，怕一旦承认下来，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来不及换他。他在军统的时间虽不长，但听到过不少军统“走马换将”之类的高级战犯，无疑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他们虽不能影响事件发展进程，但那段经历，往往能让人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进入历史。
“西安事变”的插曲
前文提到的曾扩情，为什么蒋介石见他一回骂一回，起因就在“西安事变”。
他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时，“西安事变”发生，当时蒋介石希望马上有军队把西安包围，救他出去，但曾扩情却和他唱了反调。由于他一向与张学良相处得不错，张请他向南京广播，不要用武力解决西安问题，他就照办了。曾当时是一番好意，怕一旦打起来，蒋的安全便成问题，据他后来说，那完全出于爱护校长才去广播的。
这次广播话虽不多，却使他从此失去蒋校长的宠爱。
“西安事变”一解决，蒋介石即下令将他扣押，交给戴笠囚禁于南京军统的监狱中。当时蒋介石认为他投靠张、杨，不想让中央军去救援，除当面骂他寡廉鲜耻外，还撤职查办。从此，在他的蒋校长面前，他再也抬不起头来，以至后来连台湾都不愿去。
关于“西安事变”，在战犯口中，还能听到另外一个细节。
马志超，黄埔一期老大哥，此人虽然才疏学浅，但招牌还是响当当的。戴笠利用他的这一点，派他出任特务处（军统前身）陕西省站站长。这位老大哥干特务工作是外行，戴笠让自己黄埔六期同学岳烛远给他当书记，负责实际工作。为便于工作的开展，戴还在蒋介石面前举荐他当上了西安警察局长。
马局长到差视事后，因身兼二职，怕一方顾不到出乱子，便决定“合二为一”，将陕西省站连无线电台全搬到警察局内。对此，岳烛远坚决反对，但无论谁去劝说，马志超都表示：“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
天下事，往往会出人意料之外。“西安事变”发生时，西北军竟会大批出动，武装包围警察局，大叫活捉局长马志超！幸好那时马不在局内，也不在自己家中，而是去赴女友之约，他是从温柔乡中，得悉事变，仓皇逃出西安的。杨虎城的部下，早对这位局长大人恨之入骨，所以他们在没有抓到马的时候，把马的照片放大挂在城门口，以便核对出城的人。当时上海都听到谣传，说马志超被钉死在城门，其实钉在那里的是他的照片。
事变发生时，岳烛远也化装逃跑了，但设在警察局内的无线电台却被抄走。没了电台，一切消息都送不出去。所以事变发生后，戴笠在南京急得跳脚大骂：陕西省站为什么没有电报来？蒋夫人宋美龄更是不住地询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蒋的生死下落如何？戴笠都答不上来。这个以搞特务为生的机关，竟然连一点消息都得不到，实在太丢人了。
“西安事变”后，马志超自然受罚，岳烛远受奖，戴笠认为他有先见之明。而且经过这次惨痛教训，国民党的公开机关和秘密单位一定要分开。
“李闻惨案”幕后
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杀害后，连蒋介石也弄不清，气急败坏地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军统头子毛人凤，为什么干出这种引起全国人民指责的蠢事？
其实，这次暗杀的确不是擅长这手的军统特务干的。连毛人凤也猜不透。为及早弄清真相，以应付全国哗然的舆论，毛人凤派出负责全国治安的头头、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出马。
这位老谋深算的“特才”（特务中之干才），不愧为军统的领导。他带沈醉等4人先去重庆，刚下飞机，就让沈醉去军统在重庆的看守所，挑选两名违反过军统纪律的犯人，带到昆明，让他们出面顶替暗杀李、闻的杀手。
唐纵开出的条件是，只要他们在公审中承认自己是凶手，并且吞吞吐吐地暗示出和中共有关，等事情了结，执行死刑时，便可用其他判有死罪的犯人顶替。这两人就可以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担任较好的工作。
按照这一指示，沈醉去看守所挑人。只有一个曾在军统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王某合适。但他很胆小，怕一旦承认下来，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来不及换他。他在军统的时间虽不长，但听到过不少军统“走马换将”之类的手法，他怕到时他们搞“弃卒保车”，自己被利用后，枪毙了也无法喊冤。沈醉当即向王某保证，决不会当场执行，一定能有时间换他。可他还是有点担心，直到沈醉写了一个证明他是军统人员的纸条让他带在身边，最后关头拿出来，以防万一，而且还自行做主给他加了五两黄金作为奖金，他才答应下来。
好不容易搞定了一个人，第二天一大早，沈醉陪唐纵吃早点，唐纵叮嘱他务必再挑一个才像那么一回事。唐纵说这叫一箭三雕，既应付了“老头子”，又平了民愤，还可以中伤一下中共。二人早点刚吃完，南京就来了长途电话，毛人凤告诉唐纵：军统云南省站已查出了暗杀李、闻的凶手，要唐纵马上去昆明。他们听了十分高兴，自然不用再带假凶手上路了。
在昆明，他们得知，此事竟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派人干的。
霍揆彰与唐纵是湖南酃（音ling,今日陵县）县同乡，向有往来，唐纵便亲自去找霍商谈。霍一口否认他知道此事，反过来请唐代为破案。谈了两天毫无结果。
关于“李闻惨案”，沈醉当时知道的大概就这些。后来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他遇到了一个熟人，是李闻惨案发生时，在云南主持此案的情报处长王子民。两人见面，第一次谈话就是李、闻案的处理经过。
由于军统向“老先生”如实报告了霍揆彰是此案主谋，霍被找到庐山痛骂一顿，并撤去云南警备总司令职务，虽未查办，但限他交出凶手。霍揆彰只好抛出开枪打死李、闻凶手各一，即总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李文山。经各方会审直认不讳后，宣判死刑。执行时，他们竟无师自通，临时从监狱中拉出两个别的案件判了死刑的犯人，用酒灌醉后，绑赴刑场，沿途戒备森严，枪决后立即掩埋。而判死刑后还活下来的汤、李两犯，直到全国解放才搜捕出来。
霍揆彰为什么无故派人暗杀李、闻？主要是军人性子太急，他想兼云南省主席，想讨好蒋介石，因他常常听到蒋介石骂这些民主人士帮共产党而不帮他，所以霍便投其所好。1947年，霍揆彰在长沙新建的别墅嵩庄招待沈醉吃便饭时说：“如果现在杀这些捣乱的人，那就不是犯错误而是立功劳了。”
虽然想帮忙却添了乱，而且为时过早，但功劳簿上并没有漏掉他，霍揆彰新居建好没几个月，掌握湘北军政大权的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显赫官职，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