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媒体上很是热闹。“艳照门”事件、“华南虎”事件、许霆恶意透支案、南街村神话的破灭……透过这些事件，人们可以看出，隐藏在这些事件的背后都似乎存在着一个共性的诚信问题。

什么是诚信？诚，即诚实；信，即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就是信守承诺、老少无欺。通俗地表述，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更是一种社会资源。在一个人们普遍不讲诚信的社会里，一切都必然陷入混乱无序之中。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诚信，是道德范畴和制度范畴的统一。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着令人感到不安的社会现象，人们期待做个“好人”，结果却成了“坏人”；期待别人都是“好人”，结果却处处遇到“坏人”；期待“好人一生平安”，结果却落下“好人一生不安”的结局。这种结果与期待相反的情况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因而，很多人不得不放弃做个“好人”的念头——不去做“坏人”，但更不能去做“好人”。

当今的中国人，有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有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虚假的事？

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意义上的诚信，很多人“为了更好地生活”而选择了有意识地远离诚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国人如何失去了诚信？

文化是每一个人坚硬的外壳，中国人是活在文化里面的。我们无论走到哪儿，哪怕只是片刻之间的言谈举止，都带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传统文化中宗教、哲学与政治的三位一体结构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无处躲藏。从文化的宏大结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人如何失去了诚信。

“超我人格”的过于完美、实用主义理性主导下的过度趋利、皇权专制主义对“人”的高度压抑正是导致中国人缺失诚信的三大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美德是中国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美德过于完美，使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反而使过于矮小的“本我人格”更有一种失败感。发达的“超我”与过于矮小的“本我”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德”是美的，但现实中的人们不可能做到“美德”的“完美。为了保持面子，人们自我的调节手段只能是不断地撒谎、做假，或者去做一些自欺欺人的事。谎言维持着人际关系的平衡，成了人际关系中通行的准则。“美德”就这样成了人们精神上的羁绊，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忧伤。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最重视道德文化的建设，而问题正是出在这所谓的道德文化价值观上。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由人组成的社会显然是具有“人性”的，社会仿佛就是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人”，而“人”是具有人格的。从社会“人格”的构成来看，社会 “人格”同样有“本我”、“自我”与“超我”之分。“本我”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超我”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它遵循道德原则；“自我”主要是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它一方面调节着“本我”，另一方面受制于“超我”，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

很明显，中国人的道德信仰所代表的正是“超我人格”的目标。文化通过对“超我人格”的塑造来加强对“人”的控制与管理，中国几千年所塑造的 “超我”人格也许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最为完美的人格内涵。传统文化将“超我人格”形象塑造得过于高大，导致“本我人格”过于矮小，“自我人格”的调节常常归于失败，这是中国人缺失诚信的文化根源——无论人们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全面达到“超我人格”的要求。

完美的原来是脆弱的——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完美。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关于完美的神话破灭后的情景。发生于“艳照门”事件中的明星们，他们将自己的形象精心包装起来，打造了超越现实、远离人群的梦幻形象。当那个口口声声“不要误导青少年，婚前不要发生非婚性行为”的完美“玉女”形象在一张张“艳照”面前被完全破坏之后，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其中的强烈落差。

野外生存的华南虎被人们普遍认为已经绝迹。当一个叫周正龙的农民公布了华南虎照片后，很多期待完美的人们不愿意相信它是假的。据村民们描述，在那个镇的华南虎竟然有8、9只之多。当然，华南虎真与假的最后结论尚未出来，目前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国家林业局组织有关专家对陕西镇坪地区开展的华南虎等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中未发现华南虎实体及活动痕迹的确凿证据；另外一个事实是，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已经被停职。

南街村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平等的世界。每天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齐齐地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齐齐地走出工厂。南街村人开展的更像是一场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试验，成了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完美典型。神话中的一切是不存在的，神话最终会有破灭的一天。作为“共产主义引路人” 的南街村最可怕之处，倒不在于欠银行16亿贷款本息不还，也不在于个人集权，真正可怕的是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对记者、领导干部有一套说辞，而私下里，却又是另一套说辞。

马英九的“不腐金身”让无数人对他充满期待。出身于国民党的马英九给人感觉更像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完美形象，据说他周围的人都不太喜欢他，这使普通民众更能理解他的做法。可以肯定的是，马英九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是个不会礼尚往来的人。然而最终被证明的同样只是一个神话。马英九可能是中国之内最讲诚信的一类人，但他竟然也会身陷“特支费”诉讼案与“绿卡”风波。

马英九在台湾官场应该说是个很了不起的政治人物，他做得很不容易，但同样存在着诚信问题。我们为马英九伤感，更为我们对于马英九完美形象的期待而伤感。诚信问题几乎成了一切人都绕不过去的坎。谁标榜完美，谁就会被自己所树立的神话形象所打倒——神奇最终将会化为腐朽。

造成中国人缺失诚信的第二个根源在于中国人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崇高与真理被消解于实用主义的大熔炉之中。在群体性文化的框架底下，个体人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与游牧民族不一样，人欲生存下去，必须首先占有一定的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土地、水源等物质性资源。占有欲意味着生存能力。一切以如何占有、对待占有的态度以及如何维持占有等生存哲学——实用主义哲学为中心。中国主流文化以儒家实用主义哲学为基本思维方式，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利益为中心，现实世界的利益需求消解了人们对于崇高与真理的追求。儒、释、道三教合流之后，更加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儒家讲的是入世思维，而释与道讲的是出世思维。这样，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儒家文化成了人们生活中通行的处世哲学——世俗哲学，其核心正是礼义之道。隐藏在礼义之道的背后，更重要的往往是物质形态的利益交易规则。中国人在生活中总是权衡着人与人交往的利益问题，时时揣摩周围人们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并将利益当成了人际交往最为核心的法码。“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以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哲学成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准则，因而中华民族也许是世界上最善于交易的一个民族。

失去崇高与真理的指引，人们必然落入世俗之中。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更好地生存，利益的最大化成了人们前进的方向，诚信成了等而次之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温州人大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商严重忽视诚信问题，让利益占了主导地位。温州发展的故事代表了民营制造“原罪”，但今天的温州人却成了最讲诚信的全球化生产商，其间的变化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跨越。2006年4月21日，青年许霆与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霆取出17.5万元，郭安山取出1.8万元。事发后，小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而许霆潜逃1年落网，2007年12月一审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重审。事件被披露后引起了各方热议，很多人十分同情许霆的遭遇。对于贫困的许霆来说，17.5万元无疑是笔来自天外的巨额财富。财富毁了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许霆为诚信付出了青春的代价。世界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诱惑，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在诱惑面前，如何能够抵挡？

皇权专制主义对“人性”的高度压抑是导致中国人缺失诚信的第三个根本原因。在皇权专制主义制度下，皇权的意志不仅控制了人们的身体，也控制了人们的心灵。所有的人不得不按照皇权的意志办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皇权专制主义的利已主义选择，让人们变成了被压抑的“小民”、“良民”与“顺民”，鲜活的人自出生的时候起就被灌输了如何成为僵尸的文化观念。皇权已经被推翻，但潜在的皇权意识仍然大量地存在于现实之中。今天的中华大地上仍然在不断地演绎着“指鹿为马”的故事。人们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升迁，不得不昧着良心说话，不得不违背良心去办事。权力的不公正使用导致人们缺失了面对真理时的大智大勇以及在是非美丑中的超然独立性。

政治是文化的核心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在更大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政治文化，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是活在政治文化里面。中国人的生活，总是被文化所驱使；被政治所驱使；被现实利益所驱使。

于是，我想到了“黑色”，本该以红色为背景的“诚信”却不得不以“黑色”为其装裱的底色。

中国人的诚信真的是一团漆黑的吗？

显然不是。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揭晓的十大人物中，有一个人格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就是“中国医疗器械打假第一人”——被称为良心医生的陈晓兰。她曾是理疗科医生，多年来致力于医疗器械行业打假，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超过20种。2007年，她揭露上海协和医院的黑色交易，最终让上海协和医院关门，这是中国医疗打假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9年多来，她孜孜不倦地揭露医疗黑幕，甚至不惜以生命作代价以身试黑医疗器械。为了教训她，有官员污蔑“陈晓兰里通外国，找外国记者反映情况……”因为打击假劣医疗器械，她被迫离职，提前退休，“四金”被“强制封存”。陈晓兰言行如一，她说的是良心话，做的是良心活，维护的是公共利益。她被一些奸商列入“黑名单”，她是无良商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她让一些官员咬牙切齿，因为她敲碎了某些官员的利益和脸面。于是她的人身安全常常受到威胁，但陈晓兰无怨无悔，矢志于打假。究其因，诚如她常说的一句话：“我是医生，我在和生命打交道！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感动中国》的陈晓兰，她把减少对不确定个体的伤害作为她“大爱”的目标。她是高尚的，虽然不被人理解，甚至为此失去了工作，但她活在“大爱”之中，“大爱”让她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大爱”普照人间，更多的人享受了光明透射心灵的那一刻，这不正是感动中国之“感动”吗？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庸之道为精髓的。仿佛是一个坐标系，中国人永远都是从那个中心的位置出发。“中庸之道”总是让人们走向两端。一边是“左”，一边是“右”；一边是“美”，一边是“丑”；一边是“好”，一边是“坏”……

正是有着许许多多陈晓兰的存在，中国的诚信大厦才不至于倒塌。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市场经济意识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诚信问题更加紧迫地凸显在人们面前。

我们应该怎么做？

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诚信是具体的，不是不可逾越的目标。

让所有的人都重视诚信，应该提倡从“坏”处着眼，向“好”处努力；从“小”处着眼，向“大”处努力——为诚信制订最低的实现目标。

诚信靠教育，更要靠法治。只要我们重视对诚信问题的精细化管理，而不是一味地“高标准、严要求”——在加强诚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强化法治的手段，使人不得不保持诚信，使讲诚信的人得到更多的好处，中国人的诚信状况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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