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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特色文化的原因

文/汪华斌

两会上，钟南山谈到吴仪的时候；他说：“我很喜欢她。我想跟她说，我对得起她；因为她非常尊重我们专家的意见，与一些官员比起来；她是非常诚恳的，非常虚心的态度。知识分子都讲‘士为知己者死’，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所以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结果SARS很快被控制住了。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此外提议钟南山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还是吴仪，而此前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都是卫生部长来兼任的。所以钟南山说：“我当中华医学会会长已经快3年了。如果有机会见到吴仪，我只想对她说一句话‘我对得起你’”。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钟南山院士被吴仪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所以才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感叹。

然而我们从这个感叹中，我却读出了这中国特色文化的内涵；一是我们的人才提拔不是靠制度，全部是靠‘知己者’提拔；所以怀才不遇的人碰到知己后，自然愿意为回报‘知遇之恩’而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忠诚度。中国古往今来这样的‘知遇之恩’举不胜举，所以中华民族才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我们的钟南山院士当中华医学会会长，就认为是吴仪的知遇之恩；所以千方百计把工作搞好，回报这伯乐的慧眼；这就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为什么我国的老工程技术人员感谢邓小平，就因为是邓小平把他们从另类的技术人员变成了行政技术‘一肩挑’的人才；从而第一次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所以这些人当然也就会‘士为知己者死’了。

二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以权谋私’，结果‘冤假错案’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些‘冤假错案’者当遇到为自己主持正义的知己时，自然也就要回报‘知己者’而死了；这就是中国人的‘投桃报李’。看我们的钟南山院士在SARS期间，同样也遇到某些官员的压力；而吴仪却能为他排忧解难，这同样是另一种‘知遇之恩’；所以知识分子也要‘士为知己者死’地回报了。看我们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干部，为什么对周恩来总理那么感激；不仅仅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更多的却是保护了他们；他们当然也要‘士为知己者死’。

中国古往今来，这两类的‘士为知己者死’占绝大多数；所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依旧，还是‘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为主。因为我们的人才竞争是靠知己，所以我们自然也就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试想如果我们全部是靠制度而竞争，我们当然就不可能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了。其二如果我们的公正和正义是靠制度，则我们就不需要知己为自己讨回公道；这样我们愿意献身的是制度，而不是知己。如果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制度而献身；因为它保证我们每个人的公平和正义，所以我们也就产生不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特色文化了。

是啊！我们在美国见到的却是‘铁打的办事员，流水的皇帝’，所以美国人不会对总统而‘士为知己者死’。因为他们是对制度负责，是制度保证他们公平和正义；所以我们不对领导个人负责，而只对自己的职责负责；他们不是‘士为知己者死’，而是‘士为职责死’；这就是体制的魅力，而不是领导个人的人格魅力。

当然我们中国人的‘士为知己者死’并不都是崇高的，而且有很多却是为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的‘士为知己者死’。如我们从已公开的案件知道，一些腐败成帮和黑恶势力成团的状况就来自于‘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这些团伙里面有很多是并不愿意腐败或做恶的人，但因为腐败头子或黑恶势力的头子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因为‘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在桎梏自己，所以才愿意死心踏地为首恶者卖命。这也是‘士为知己者死’文化的结果，也是我们社会现在依然存在的事实。

我们的确需要人格魅力，我们更需要制度的威力；因为公平和正义是制度的结果，而不是领导人格魅力的原因；没有制度的保证，依靠领导的人格力量总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确不希望‘士为知己者死’，而真心希望‘士为责任死’；因为这是现代管理制度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