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大陆学术界，政府主导下的各级社科规划办、教育部门主管的社科基金资助正在成为引导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式。事实上，通过“基金资助”这一指挥棒，大陆的学术研究正在被有效地纳入到官方所期望的轨道上来。高校要通过教育部门组织的评估、要成功申报各种各样的学科点，都得把获得各种国家级、省级基金项目的数量作为一个重要的统计指标。相应地，学校也对教师做出规定，要评职称、上待遇也以是否能够获得所谓“高级别”的基金项目为重要条件。当然，鼓励大家去申报的基金都是各级社科规划办、教育部门主管的基金，对于来自海外的基金，在许多地方都是不受鼓励的。

那么，这些社科基金在推进中国的学术进步方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这种行政化的社科基金资助体制是否合理？一些人批评现在社科基金资助体制由于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对于学术创新是一种扼杀，因此对社会基金的作用持否定态度。一些人则肯定社科基金的作用，一些期刊也倾向于发表基金论文，视其为提高期刊质量的保证。

笔者以为，要客观地认识当前大陆社科基金体制的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于这些社科基金所产生的学术成果进行一个有说服力的评估。如果这些成果在学术水平上总体上乘，则这种体制自有其过人之处。如果这些成果产生的终究也只是“垃圾”，其改革自然不容置疑。以前，对社科基金体制的批评甚多，但多基于一些感性认识，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社科基金成果的学术水平到底如何（特别是中国大陆社会科学水平整体有限的情况下），因此说服力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以1999至2007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刊载论文为考察对象，利用中国期刊网提供的统计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单篇文献引用情况统计表》《中国学术期刊单篇文献网络传播情况统计表》，数据统计截止时间：2007年3月15日），对此做了一个“用数字说话”的统计、评估。《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权威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近年的基金论文比例基本上保持逐年上升态势，其论文涉及的基金种类也比较齐全，是比较合适的考察对象。

评估包括两个指标：

1．  论文的被引情况

这是公认的衡量论文学术影响的最重要的指标。笔者发现，自1999年以来基金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确实要高于非基金论文，为18.39次/篇，而非基金论文则为14.85次/篇。但是，如果把国外基金、港澳台基金排除在外的话，基金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就降到了15.1次/篇。在诸基金论文平均被引频次中，港澳台基金高居榜首，为51.5次/篇，而国外基金次之，为30.92次/篇，再下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21.59次/篇，高校基金为16.8次/篇，地方社科基金为16次/篇，国家社科基金为14.55次/篇，其他社科基金为11.22次/篇，教育部基金为9.06次/篇。

此外，笔者还检索了1999年以来的论文被引频次的前20名中，基金论文仅占四个名次，分别是国家社科基金第3名，港澳台基金第13名；高校基金第14名；国外基金第15名。其余均为非基金论文。

因此，从最具权威性的被引频次这一指标来看，基金论文的表现相当勉强，特别是在排除国外基金、港澳台基金的情况下，其平均被引频次仅略高于非基金论文。事实上，如果把自然科学基金论文也排除在外的话，其被引频次很可能要低于非基金论文。而在基金论文中，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这两支现有社科基金系统中最主要、最权威基金的成果被引频次还低于非基金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

2．  网络传播情况

这是新近出现的一个文献评估指标，这里具体是指其被下载的情况。一篇论文是否被下载，最关键的因素是取决于其选题，因为选题愈是热点、愈是前沿，便愈可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其他因素则包括作者、观点与文章本身质量等。与被引频次指标相比，基金论文的被下载情况表现要好很多。

比如说，在论文的平均下载频次方面，非基金论文的平均下载频次为173.82次/篇，而基金论文则为287.77次/篇，如果排除国外和港澳台的基金，数据也基本一致，为287.85次/篇。从各基金下载频次排名来看，占首位的是港澳台基金，为340次/篇，以下依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335.76次/篇）、国家社科基金（326.48次/篇）、教育部基金（272.19次/篇）、国外基金（262.92次/篇）、其他基金（236.35次/篇）、高校基金（225.9次/篇）、地方社科基金（211.75次/篇）。

另外，在1999年以来下载频次排名前20位的论文中，基金论文占了9个名次，包括国外基金（第1名）、国家社科基金（第2、4、5、15名）、教育部基金（第13、17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14、18名）。

上述数据也说明，在下载频次方面，国外基金、港澳台基金与国内基金没有太多区别，自然科学基金也不占优势。

通过上面两个指标的评估，笔者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选题方面，基金论文比非基金论文更能体现当前研究的“热度”，在文献传播的阶段自然易为人所关注。但就论文本身的学术质量方面，基金论文对非基金论文的领先程度有限，特别是能够占据学术领先地位的精品很少。事实上，如果仅就大陆社科基金而论的话，基金论文在学术质量方面与非基金论文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尽管国家为各级社科基金投入大量资金（根据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提供的数据，仅国家社科基金2006年的基金额就为17600万元，这与自然科学基金相比虽然不值一提，但数量亦已不小），但就推动学术创新、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方面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明显影响。联系到其他种种问题，行政化的社科基金体制对当前大陆社会科学研究的负面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简而言之是加剧了学术目标功利化、学术风气浮躁化、学术成果垃圾化、学术圈子腐败化等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当前大陆的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体制，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