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是朋友，早就认识他。如果你拜读他的诺贝尔奖演辞，你会发觉其内容主要来自我一九六九发表《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奇怪在该演辞中他没有提到我。后来杨小凯为此说他是二道贩子。斯氏在其它文章中有提到我，但不算慷慨。有些人是不喜欢慷慨地感谢他人的。作为中国人，在美国搞学术，被人抄袭而不提出处的不计其数，有几个拿得诺奖。不少人认为诺斯的诺奖演辞应该提到我，因为在友侪间他从来不否认是我的学生。但诺斯有他自己的一套，算是个思想家。

都无所谓，因为思想出自何方将来的经济思想史自有公论。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思想差不多全部来自师友甚至学生的影响。历来慷慨感谢，但不少朋友认为我是感谢得太多了。

回头说斯蒂格利茨，是萨缪尔森的明星学生。他后来重视产权与交易费用等局限，我当然高兴。他对中国友善，我是感激的。中国搞起经济，是世界大事，也是历史大事，但衷心支持中国的外间人士那么少，是个奇迹，而从中国到外地读书后回归的，带上西洋眼镜看中国，更令我失望了。斯蒂格利茨历来站在中国那边，像蒙代尔那样，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