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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哲学、宗教与政治的三位一体结构

发表于 2008-03-17 07:06:47 类别:中国传统文化评述系列

 

  人是思维的主体,“人”是原始宗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先秦哲学继承并发展了它。 “人”是先秦哲学的核心问题——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于潜意识思维的一个民族。哲学发生的起点是“人”,但先秦时代的自我观念尚未形成。“自我”观念的形成标志着一个民族的理性思维走向成熟。在先秦时代,本体论哲学是以纯粹客观的即好象不是通过思维的主体认识到的。先秦哲学中的“人”,一是指人与人之间纯粹自然的联系,即以血缘关系为其基础——自然人。“人”的另一种含义是指道德的承受者——人性的主体。有些哲学家,如孟子提到过“心”,但他所说的“心”是身体的一种器官,还不是一种哲学范畴,没有演化为“自我”之“心”。中国人所谈论的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式的,主体与客体是模糊不分的,先秦哲学总体上属于反思前的自我意识。

  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哲学思维的主体性呢?因为,主体性问题越是深入,就越是能够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清晰的世界图景。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样地,怀疑论、不可知论大多起源于哲学家心灵深处诚实的自白,表达他们思维的自由性,更是体现了一个民族走出了盲目的宗教般的自我迷狂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地“要求”先秦哲学家们,即使是西方,直到笛卡尔时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开始明晰起来。

  哲学思维产生之后,一般首先在一个民族的少数最高级知识分子中流传。因而,最初的哲学形态有可能以宗教思维为基础,并相对地独立于宗教之外而自我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原始宗教的早熟,使保守落后的思维形式得以大量地积淀下来,从而成为新的哲学或者说是更加纯粹的哲学产生过程中所遇到的最主要的障碍

  中国传统哲学逐渐地从原始宗教中产生,并部分地取代了宗教的职能。先秦哲学是从原始宗教观念逐渐发展而来的。不论是老子,还是孔子,都直接受到以《易经》为代表的原始宗教文化的影响。先秦哲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从原始宗教观念过渡到了理性直觉的阶段。儒家学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关注人的自然本性,对个体状态下的“人”进行系统的社会化改造。它把“人”的一些外在形式——非本质属性视为“人”的本质内容加以规范,把仁、义、礼等强加到“人”的本质内涵之中,并且替代了“人”的本质。儒家学说把“人”解放到一定的程度上再捆缚起来。一方面,它几乎在一切领域抑制着人的自由发展(特别是强有力地抑制了人的自由意志);但另一方面,当儒家学说在西汉成为主流文化之后,每一个处在现实中的人又都自觉地守护儒家学说的基本教义。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就在这里。道家思想强调的是人精神境界的绝对自由,而在现实中却恰恰失去了自由,其他各家如法家则是注重利用法来制约人的自然本性。先秦哲学所表现的对人的自由力量的抑制(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都是由于先秦哲学强烈的政治色彩所决定的。

  先秦哲学中有不少流派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气息,但非常遗憾地,中国先秦时代几乎没有发现怀疑论的种子。先秦诸子百家一般都是独断论——决定论式的姿态,以穷尽了世界本原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如“道”似乎就是成物存在的总根源,“阴阳交接”代表了万事万物产生与变化的过程。

  “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天人关系在现实世界里的合一,而不是在幻想的天堂里的合一。“天、地、人”合于“人”——人间的“王”。而西方式的纯粹宗教,“天人”合于“天”,即上帝。人类能创造关于上帝的观念,也能改造关于上帝的观念。但是,人类对于现实的改造却是艰难的,缓慢的。纯粹的自然是不能征服的,人的现实环境一旦形成,也是难于改变的。因而,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才得到历史的永久性的积淀——这棵古老的参天大树,是那么根深蒂固而又盘根错节!

  神秘主义和独断论、决定论是相互联系的。一切神秘主义都是企图解决它无力解决的问题时所陷入的理论困境,最后不得不用一种故弄玄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先秦哲学中的神秘主义还与原始宗教有关。在这一点上,我们排除宗教迷信对哲学思维的影响,但我们坚持认为,一切神秘主义都是不同程度上的独断论,而且,神秘主义更具有理论上的欺骗性。

  先秦哲学以独断论、决定论、神秘主义为主要思维方式,缺乏思辨色彩。在思维水平上处于前反思阶段,每一个理论教条似乎都没有经过实证,更像法官式片言只语的判定。所谓独断论亦称“独断主义”、“独断哲学”,泛指主观武断、反科学的哲学理论。在真理问题上指僵化、凝固、崇尚绝对主义的理论。决定论(又称拉普拉斯信条),是哲学的一种命题,认为每个事件的发生,都受到先前存在的原因决定。

  先秦时代的哲学家是为了解决实际事务的,这就决定着这种哲学必须在自身之内达到完全统一,特别在理性思维领域里的最高层次上更应如此。它本身还存在着众多疑难,怎么可能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呢?先秦时代,道家学说是最不直接地服务于社会政治,但是“道”解决了一切问题,在他们的哲学里不存在怀疑论、不可知论的种子。儒家学说就更是以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

作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高思维水平的代表者——哲学,它应该具有一种无可非议的牵引功能——从而使整个文化系统向更高阶段迈进。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某些特点以及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内稳态,因而,哲学的思维形式与占主导地位(处于较低地位的)的民众文化相脱离——它必然导致两种倾向:庸俗化了的哲学和极端抽象而畸形发展的哲学。庸俗化了的哲学最终堕落为政治的婢女。畸形发展的哲学实际上完全脱离民族的社会生活,因而也就实际上不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这些哲学——政治理论家们,都从不同侧面来反映社会问题,最终,他们的思想必然融为一体,并且被统治者所接受。他们既然有共同的理论使命,就必然产生相同或相似的理论结果。在先秦哲学发展的后期,这些流派呈现出加速融合的趋势,荀子就是其中的代表。

  先秦哲学中不乏贵民、保民思想,但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达到贵民、保民的目的;相反,观念代替了现实的手段,繁琐的道德箴言成为弹性政治结构的实体,因而,在中国,一体化的封建专制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先秦哲学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可以说,先秦哲学包涵了中华民族几乎全部的自我成长空间,初步完成了中华民族性格自我塑造的过程。由于先秦哲学与宗教、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失去了君临其他一切科学的资格。先秦哲学严重缺乏一门理论科学所应有的独立性。

  先秦哲学仅仅是方法论,而不是科学的方法论,更不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科学体系。于是,中国式的学术只剩下了“术”本身,而不再是智慧的承载者——只是堆积起来的经验而已,世世代代的人们只需要重复那些教条,不需要任何创新。“半部论语治天下”。它能够征服世界但它却改造不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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