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式“反贼”为何越来越多？

林明理

所谓宋江式“反贼”， 是鄙人编造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本来无意对抗体制，也无意对抗最高当局，但由于一贯的以维护垄断特权利益为目的的正统意识形态笼罩一切，“政治正确”、“政治敏感”催生出的“反贼”（鄙人曾写过一篇文章《“政治正确”催生出的“反贼”》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0421，此文又发表于《4月26日《杂文报》）。放眼一下中外历史，我们会很有意思地发现，宋江式的“反贼”，有的国家（或地区）少，有的国家（或地区）多，某些时代少，某些时代多。

宋江式“反贼”最少的典型，当如美国。美国政治似乎是类似的“敏感性” 最差的。比如共和、民主两党，一个上台执政，另一个总是在台下虎视眈眈，但彼此之间不是“反贼”。即便当年的美国因南方叛乱而发生南北战争，但败仗的叛军们只要一放下武器，就不再以“反贼”论处。胜利的北方也并不搞“宜将剩勇追穷寇”，直至要彻底剿灭对方，还要“深挖反动势力”，搞多少年X色恐怖才“安心”。在种族歧视严酷的时代，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大规模的黑人集会上发表鼓动性演说，并高呼“向华盛顿进军”以讨回公道，也不被美国政府视为“反贼”。 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美国还为他设立全民的公开纪念日。如今的白宫对面长年盘踞着反对政府政策的异议者、示威者，也不被视为“反贼”。他们都是体制包容的合法的异议者、反对者，即便反对的是最高当局，即便拿着国旗公开地烧毁。当然，在美国等国也有“反贼”，但那基本上都是“反人类罪”、“反社会罪”。

我们的台湾则堪称又一个变化中的典型。上世纪五六七八十年代的台湾，也是“反贼”遍地的。几乎是天天有“反贼”被抓捕，时时有“反贼”被判刑或枪毙。但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台湾的“反贼”一下子就少了许多。如今，天天觊觎国民党执政权的民进党已不再是“反贼”了（当然，民进党上台执政时，在野的国民党也不是“反贼”）。如今的国民党执起政来也因此比当年轻松坦荡得多：他们再也不用对“异常”政治风向神经过敏提心吊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再也不用查禁报刊书籍、封锁广播电视与网络了，再也不用面对一个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也要如临大敌、秘密逮捕关押了，再也不用让特务监控“危险”“反贼”了，再也不用天天如坐火山口、长年如守不知何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了，再也不用隐瞒历史伪造历史了，再也不用回避矛盾回避现实了，再也不用神化自己神化领袖了，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脱离民众而腐败得无可救药了。而且，08年重新执政后国民党同样再也不用担心合法性的问题，再也不用被人戳脊梁骨了。如今的台湾，更是连当年谈之色变的“反贼”、死敌“共产党”也解禁了！国民党竟一下子少了很多“敌对势力”。

眼下的中东则可以说是“多样性”的典型。同样是和平示威，在突尼斯、埃及，示威民众就不是“反贼”，突尼斯的本·阿里还一再告诫军队不可对示威民众开枪，并宁愿自己被迫逃亡国外。而在利比亚、叙利亚与也门，示威民众则统统都是“反贼”，该用军队对付。在利比亚的卡扎菲看来，这些“反贼”“就像老鼠”，是基地组织“给了他们毒品”，必须“挨家挨户清洗”。……

再回顾中国，北宋之后的一千年来，宋江式“反贼”的催生打造从未间断过，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则进入又一登峰造极阶段。那时的“反贼”（此时已与时俱进为“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是要秉承旨意定下“占人数5℅”指标的——专门划出的此类知识分子便有55万，其背后连着的家庭便是几百万个（他们成了“当之无愧”的“反革命家属”）。六七十年代更是只要与“伟大领袖”稍有抵触，或者是当权者认为你对“伟大领袖”稍有不敬（或其实就是对自己稍有不敬），便是十恶不赦的“反贼”，乃至于个人私生活方式也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于是人人警惕，也人人自危。那几十年打造出的“反贼”人数，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居世界前列，也堪称亘古未有。那时节的“全国江山”，可谓“红”得充分，“净”得彻底。当然，结果也是，“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边缘”，传统文化的破坏、民族道德的败坏也举世无双，整个体制濒临绝境。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迎来了一个“反贼”相对少了很多的宝贵时期。胡耀邦领头的平反冤假错案，给很多被冠以“右派”、“走资派”、“特务”、“卖国贼”的“反贼”摘了帽子。很多“反贼”因此回到了“人民队伍”。

但是，近段时间，这样的“反贼”似乎又越来越多了，因为，关于“严密防范”“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及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企图”的告诫、警示以及相关行动又多了起来。这些“势力”，这些“企图”，似乎是现实中有，网络上也有，境外有，境内也有，并且范围还在被不断扩大，标准被有意无意模糊。去年引起轰动的说法，应该是湖南长沙一位副区长被公开披露的讲话，要求将那些为讨个公道维护自己权益而不得已上访的民众“按敌对势力办”（照理说，这些还愿意还希望通过体制内渠道获得权利救济的人士，不应该是反体制的“反贼”的吧？然而在当局不这样认为）。最难以置信、最令人发指的是，山东某地一个为维护村民权益而说了几句真话的盲人维权者，竟被当地官府视作“卖国贼”、“敌对分子”，不但遭受无辜牢狱之灾，而且释放后仍被地方当局派流氓严密看管软禁，硬生生与村民与外界彻底隔离，并威胁村民要他们按“敌我矛盾”处置，凡与他或他家人联系的按同案犯处理，连受害者家里今年六周岁的小女孩也受株连而上不了学。在江西抚州，下岗职工刘萍女士试图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竟引发了某些人的莫名恐惧。刘女士不但受到了一系列的特殊“照顾”：被断水断电，被跟踪，被关机，被“守卫”， 被失踪，支持推荐她作为代表候选人的选民被“有关方面”“约谈”然后其中一些“退出签名”……当地市委书记还将刘萍参选事件指斥为有“国内外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的、“企图颠覆政权”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此事还引发了于建嵘、笑蜀等一大批名人及其大量的微博粉丝甘愿自认为刘萍背后的“敌对势力”的网络“自首”。——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敌对势力”，直叫人叹为观止。当然，此前湖北潜江的姚立法等先生，则早已领教过这一套了，眼下全国各地那些自主参选人大代表的民间人士，几乎个个都是地方当局眼中的“敌对势力”。至于几个文弱书生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提一些要求和平变革的意见，早已被按“企图颠覆”的“敌对势力”严加惩治了。而为了有效对付如此之多，而且似乎是越来越多的“反贼”，最高立法机关正准备将神秘监控、秘密逮捕、莫名其妙失踪合法化。

另外可叹的是，这一招也被权力集团之外的人学了去：前几年有某名人夫妇其“克莱登大学”学历被广泛质疑时，恼羞成怒斥责质疑者是“勾结反动势力”；今年则又有福建“归真堂”药业公司因被网友揭露以活熊取胆为主业, 其上市遭遇民间反对声浪时辩称, 该公司的业务尤其是养熊和活熊取胆生产熊胆粉均经有关部委批准, 是合法企业, “反对我们就等于反对国家”——那不也也该以“反贼”论处？

笔者也有亲身经历。某几次，也有JC叔叔一再告诫我，别参与什么签名了，别与XXX等人走在一起，这里有很多“敌对势力”，“作为党员，你应该有这样的警惕性”。

一个“反贼”（特别是宋江式“反贼”）越来越多的时代，一个对付“反贼”的手段越来越严厉，技术越来越先进的时代，一个对“反贼”的“警惕性”“敏感性”越来越高的时代，到底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一个不断有“反贼”被“揭出”，被打击的时代，到底是更“纯洁”了，还是更复杂了？是更“和谐”了，还是更暴戾了？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因此更牢固了呢，还是更脆弱了？这真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