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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在一代一代的文明传承中，已潜移默化到了每个人的内心中，每一个人都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与传承者。也许正是这种深入人心的文化传承方式，使中国成为在世界上唯一能够延续几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无论是接人待物，还是为人处世，总是从文化里面寻找答案。二千年以来，那些答案都是千篇一律的，每个人都能从那些文化预设的答案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那些答案都是相同或者是近似的，于是，每个人都过着相同或者近似的生活。

人们并不是从哪一本书中，或是从哪一个人说的话中找到答案的，人们得到这些答案的过程近乎是一种本能的行为。

文化里面那些预设的答案在哪里？

每个个体的心灵空间可以视为一个恒定的量，如同计算机的硬盘空间一般，空间里所装的东西决定了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根据一个人自我空间的实际使用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个体人的心灵状况。

那么，中国人的心灵空间是如何被使用的呢？

按照西方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理论，个体人的人格结构有三个层次：本我、超我和自我。“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由先天的本能、欲望所组成的能量系统，包括各种生理需要。“本我”具有很强的原始冲动力量，弗洛尹德称其为力必多。“本我”是无意识、非理性、非社会化和混乱无序的，它遵循快乐原则。“超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次，是道德化了的自我，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超我”遵循道德原则，它具有三个作用：一是抑制本我的冲动，二是对自我进行监控，三是追求完善的境界。自我”是从“本我”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其作用主要是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它一方面调节着“本我”，另一方面受制于“超我”。它遵循现实原则，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在人格结构里，“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完整的人格。它们各自代表了人格的某一方面，“本我”是生物本能我，“自我”是心理社会我，“超我”是道德理想我。“本我”是非理性的，它是冲动的，时刻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人的社会性的一面使它无法直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而它就不得不潜抑在人的内心深处，运用其他的途径来变相地满足本我的欲望。这就是借助于和社会价值观近于一致的超我力量来满足。本我设法把自己乔装打扮，或用其他的物件来代替自己，潜藏在超我的领地之中。自我是本我与超我之间矛盾的调和者、仲裁人。它们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标，“本我”追求快乐，“自我”追求现实，“超我”追求完美。当三者处于协调状态是，人格表现出一种健康状况；当三者互不相让，产生敌对关系时，就会产生心理疾病。

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呢？

根据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精神，我们来解析一下儒家文化中的小“三我”人格结构图式。

根据精神分析人格三我结构的理论，可以看出，儒家学说从本质上说不是禁欲主义的，它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满足人的欲望，其中大部分内容属于本我内涵之中的。特别地，儒家温情脉脉的面纱实在是太精巧了，它既不和本我相冲突，也不和超我相冲突，并使本我和超我藕合在一个有序的结构内。它既能满足本我的私欲心理，也符合超我的升华意志——如儒家提出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格理论解决了“人”的几乎所有问题。儒家学说其实成了“自我”的代言人，填平了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沟壑。儒家学说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它消除了本我与超我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

“本我”的欲望主要体现在人的世俗生活中。儒家学说中的“本我”人格主要是通过家族历史主义意识对人的塑造来实现的。

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作用，是因为它能和血缘关系、宗法制度结合起来。它们是血缘关系规范化的产物。儒家学说的起点就是自然人，并为他们系上一整套机械化的锁链。儒家学说充分尊重了人的自然本性。其学说就是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联系出发，把人建立在稳定的控制系统内部。现实中的人们有不同的地位、权势、年龄等上下等级之分，礼仪是划分人际关系的准绳。几乎所有的礼仪都是因为人的自然属性而设立的，适应了自然人的现实需要。儒家学说最直接地满足了各阶层人们的私欲心理。客观地说，“人”在儒家学说中是大写的。

　　在儒家学说中，世界是井然有序的。人人都是上帝，人人都是奴婢。天是君的上帝，君是臣的上帝；父亲是儿子的上帝，儿子是孙子的上帝……人人都能从礼仪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人人都成了礼仪制度的守护神。儒家三纲五常学说为建立皇权社会与男权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满足了皇权与男权的“本我”人格欲望。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说，皇帝可以更多地占有人间的金钱、权力与美女，拥有天下财富与“三宫六院”；而一般的男人只要有钱，就可以占有更多的女人。

儒家学说就是通过这种让人通俗易懂的方式，让自然人和谐地走向社会化。每一个自然人都处在这样超稳定的控制系统内部，他既是控制别人的人，又受到别人控制。这种学说和每一个个体人的发展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它解决了人际关系问题，重视礼，强调仁（两人之间的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无懈可击的等级秩序体系内；它解决了人与世界的矛盾，一种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冲淡了人们对客观世界本身的理性追求。

“超我”人格主要体现在儒家关于“仁”、“义”、“礼”、“智”、“信”的一整套学说中。

“仁”、“义”、“礼”是什么？它的起点是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它是人人都需要的东西，是人从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性产物。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出身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政治倾向保守，基本上代表奴隶主、旧贵族利益。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和保卫“周礼”。他对于当时“礼”的破坏痛心疾首，要求当时的贵族们按周礼行动。周礼是西周以来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礼的起源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夏殷奴隶制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周因于殷礼”，“周礼”就具有这种特征。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变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远古氏族正是通过这种原始礼仪活动，将其群体组织起来，团结成一个整体，按照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来进行生产和生活，以维持着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因而“礼仪”对每个氏族成员便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实际上是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到奴隶制产生，这套作为习惯法的“礼仪”就逐渐变为替氏族贵族服务的专利品了。孔子对周礼的态度，反映了他对奴隶制氏族统治体系和这种体系所保留的原始礼仪的维护。因此，他维护周礼的态度虽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但他反对残酷的剥削压榨，要求保持、恢复并突出地强调相对温和的远古氏族统治制度，又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一面。

儒家学说的“自我”人格主要体现在皇权专制主义国家意识中。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正在于儒家学说对于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是极其有用的。儒家关于“天”、“地”、“君”、“亲”、“师”的一套学说，维护着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其塔顶是“天”与“君”，而塔底是现实中的每一个自然人。人们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被纳入社会关系之中。皇权专制主义通过对儒家学说基本思想的修订与完善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比如将儒家经典纳入科举考试的内容，通过培养服务于皇权的国家精英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

凡是宗教，必定有一个确定的对象，让它的信徒去崇拜。那些纯粹宗教，都有神性的上帝之类的唯一至全至真的对象让人们去崇拜。那么，儒家学说中有没有这样一个至全至真的的崇拜对象呢？

儒家学说中的“人”，是处于社会中的人，人是群体性的人——即二人以上意义下的人，而非纯粹个体状态的人，个体状态的人是完全从属于社会人的。

能够融入社会的标准是什么呢？那便是“仁”了。

　　孔子关于“仁”的论述相当多，其中比较全面的论述是与颜渊的一段对话，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进一步追问仁的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仁不仅是做人的标准，也是做人的境界，是孔子人学的最高崇拜对象。儒家思想归根到底要求人们做到仁、义、礼、智、信，但仁却也是统领义、礼、智、信的最高标准。

　　儒家学说就是关于人的宗教。

　　纵观世界那些纯粹的宗教，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佛教等，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主张禁欲主义，抑制人的本性，片面地构建超我人格的理想模型。作为纯粹的宗教，它们都不能调和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人格冲突。从世界历史的逻辑演绎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人本身存在的自然力量——人格中被凌辱的意志推翻或是改造了那些纯粹的宗教。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运动和人文主义运动足以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