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者被拘传到被铐看舆论监督

郭恒忠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又有一起将被后人齿冷，且被“友邦”惊诧的“特色”丑闻：南方都市报记者马小六现场亮明身份采访，遭到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黄贝派出所两名警察辱骂、威胁、推搡和殴打，文字记者马小六被一警察反铐双手后又遭其“锁喉”。摄影记者王子荣在拍摄中相机被深华物业保安砸烂，该保安称“我是在替警察执行公务”。

    在前，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正常履行职务，公开揭露辽宁省西丰县违法拆迁，在征地建设中涉嫌违法甚至犯罪，惹怒该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他派了警察到北京拘传记者。现在，又有南方都市报记者马小六现场采访，受到深圳市警察反铐双手的“超常”礼遇。可见记者采访权利得以实现的处境的悲哀，犹如蜀道之难了。

    到网上搜索，输入“记者采访被打”六个字，竟有120万条信息符合要求。当然，其中不少是重复的，但也不可否认，那些记者采访被打，而没有公开的信息，又有多少呢？

    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在一些崇尚新闻自由的国家和地区，记者的职业还是比较鲜亮的，不仅仅是收入丰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尤其是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受到法律保护的保障，他们可以依据法律行使自己的权利，可以毫无顾忌地揭露黑暗，抨击时弊。

    我不敢说，我们的记者没有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的保障。但至少敢说，到现在为止，在法律上，我们不仅没有什么保护条款，就是正常的采访也受到种种限制、阻挠，甚至为此付出血的教训，生命的代价。

    11月8日是“记者节”。大凡节日，是有一定意义的。有的是纪念什么重大事件，有的是纪念什么重要的人物，有的却是为了唤醒国民注意这一天，还有什么人仍处弱势需要“关注”，设定一个节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大概设定“记者节”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后一点的成分还是多一些的，尽管这个日子是纪念什么人的。

    从北京电视台的“纸馅儿包子”事件以来，社会似乎对媒体的非议之声多了起来。本来“纸馅儿包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后来把政治因素加进去了，上升到了齐天的高度，记者采访的处境不仅仅是如履薄冰了。采访要真实，评论要客观，报道要合法，这是记者行使职权的基本要求，在此无须赘述。关键的是，客观真实的报道能见报多少呢？除去那些所谓的敏感话题，某部时不时的电话或明传电报指令，更多的采访不是胎死腹中，就是被那些被“监督”的人和部门，通过各种关系扼杀掉。此时，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里的一句“名言”：多乎哉？不多也。

    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实现，媒体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媒体报道，也是公众表达正当诉求，参与社会监督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所谓的监督，包括社会、行政、司法监督三种形式。第一位的就是社会监督。媒体是实现社会监督的载体。如何实现社会监督，媒体的表达自由，记者的采访权利，在法律上予以保障应是不争的议题。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无一不是媒体和新闻记者的“战功”。好在，在台湾的陈水扁贪腐恶行被揭露，也有我们中国台湾的记者同仁出手。对此，在崇敬之余尚汗颜。因为，如果让我在这里面对此事，恐怕冻伤自己的手，就不敢出手了。现在，我的手基本上是袖在棉袄袖子里，只是偶尔抽出来擦擦自己的鼻涕。

    在今天网络媒体上，人民日报老记者许林自曝“摆拍”历史，公开那些“完美”的照片背后各自的制造手法和故事，或许对我们有些许警示。“摆拍”是为什么人或事涂脂抹粉，丢人现眼的事儿恐怕只是存在于帝修反那儿了。那时，老前辈许林们是不存在被拘传或被铐的危险的，所谓的舆论监督大概是不存在的吧？现在，记者要要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就面临着被拘传或被铐的危险，舆论监督又谈何而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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