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72年前张季鸾的一席话——舆论、国民与外交

乐之史

治国者水平之高低，有多种检测方式，言论控制亦系一重要指针。历来不会治国者，多以堵塞言路为得计，结果国家图添祸害。此中道理，吾国先人2400多年前便已明晓。《国语·周语上》载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此番道理至为简单，然历代总有那么一些政权获得者斤斤计较于短线利益，或过于无知自信，对舆论一事，总是想不通，甚至好以言论治民罪。此幕历史一演再演于中国，尽管控制程度不一，然于国于民均未带来利益。

今天，这个世界跨入21新世纪已经八年有余，然一些国家的治理之道仍停留于前近代甚至蒙昧时期。中国，固然这些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一些成绩，尤其这个全球新兴之“经济体”，其经济增长速度似令人钦羡，然而，中国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有国际尊严的国家呢？或者套用近代中国人的一句习语，中国是否真的能够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这点却当然不是我们自己坐在井里天天自夸就能实现的。这些天，面对一些外国媒体的质疑，国人自然愤懑难平。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很久以来，中国的许多问题，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媒体总是不能直面？为什么不能让本国民众多有些信息知情权？信息遮掩究竟会给国人意识带来什么影响呢？给外部关系又带来什么影响呢？

在民国言论史或新闻史上，张季鸾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风云人物。他主持笔政时期的大公报也可算得上是本国新闻史上的一朵奇葩。1936年6月张季鸾在《大公报》撰写过一篇社论，专门谈及舆论与国民意识的问题，相信对于今日国人也相当有借鉴意义。文中，张氏特别提到，如果政府只能禁本国报纸刊载信息，而无法控制外报，那么，“外字报及通信社本以所属国之利益为利益，且情状隔膜，采访不灵，故或为无意的讹传，或为有意的妄议，或事出有因，而宣传过甚，或部份近似，而全体失真。”同时，关心时事之人民，于本国报不得消息，只有求之外报。如果不信，又“别无反论之方法”，更不知真相何在。因此，“每有大事，社会辄现惶惑之状，而谣言更乘之”。当谣言之势力大于事实，报纸之公信也降于零点。是故，张氏建议当时政府，不论关于外患或内忧，应尽量宣布事实，并随时表示政府之态度意见。对于报纸纪载错误者，随时告以事实，使其更正。至外籍通信社电讯之错误者，据事实纠正之。亦即采取积极宣布政策，切勿消极封锁。张氏最后语重心长告诫当局“总之，欲国民对国事尽责，首在使国民知悉时事，然后能识利害，辨是非，然后能真正形成一致的舆论。”因此，国家面临局势越是危险，则越需要集中民志，越需要依赖有聪明健全之舆论。否则不但民气萎缩，失判断之能力，对国家之损害亦不可胜言也。

固然，张氏文中所谈一国中本国外国报纸的问题似不存在，但现今由于广播电视与网络等媒体手段的普及，外部舆论之影响更甚于昔，甚盼国人能从张季鸾氏的这席话中稍得知识，多体会到一些政治智慧。从而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用更加聪明的办法来处理内外问题，勿陷自我于尴尬被动之境地。

乐之史，2008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