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我从基建队打砖胚调到公社仓库干着碾米的工作，每天从仓库里把黄灿灿的谷粒挑出来，倒进碾米机头顶的方斗里，再看着雪白的大米从机器下方汨汨流出来，然后装进麻袋装订码好，等着各生产队的人来运走。虽说一麻袋米有200斤，搬来搬去劳动强度大，可是不晒太阳不淋雨，在农场就是最好的差事了。晚上也不用回基建队睡觉，公社社长把我安排在离仓库最近的一队女生宿舍的一间寝室里。几天功夫，我就跟这寝室里的几个小姑娘玩得很好了，晚上大家在床上嘻嘻哈哈半天才入睡。

离我19岁生日不远的一天夜里，我们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听到外面大吵大闹一片喊声，我们不约而同都被惊醒，柔柔睡意朦胧的双眼，纷纷穿上鞋子一齐去看是怎么回事。

大家快步跑到操场，只见与我们公社相隔五里地的孟公山公社的知青大队人马手拿五颜六色的小旗，高喊口号，要求我们公社蹲点的副县长出来接见他们。这时我们前进公社靠近操场的知青都陆陆续续从各自的寝室奔跑出来了，把孟公山公社的知青围了起来，听一个刚从长沙返回的女知青介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文化革命时代如何如何……北京，长沙在6月份就开始了，而我们远在穷乡僻壤，根本不知窗外大事。

当听到长沙每天都在搞革命，坏人戴高帽游街，我简直就像听天书，无法想象长沙此时会是一个什么状况：会不会跟历史书上讲的五四运动一样呢？年轻人的好奇心使我很想插上翅膀立马飞到长沙看看热闹。

邻社知青这一煽风点火的行为一直闹到东方开始发白才离去，我们谁也无法继续睡觉，议论纷纷，天一亮就要吃饭开工了。

当我拖着疲惫的躯体来到仓库，大家讨论的话题自然都是有关文革了。我突然感悟到我的爸妈怎么这段日子没给我来信了？顿时心里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拼命自己安慰自己：“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不是当权派，应该不会有问题的。”然而心里总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惶惶不可终日。平时碾米时嘻嘻哈哈的情形没有了，每个知青都怀揣心事闷闷干活。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

一天晚上晚上回到寝室，小昌的床挨着我的床，她悄悄地对我说：“这几天好多知青都溜回长沙去了，我们也打算回长沙去看热闹，你一起去吗？”当时我吃了一惊，从小到大我都是听话的好学生，从来没做过“坏”事，这不请假“溜”回去会产生什么后果啊？我盼望回长沙，但是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回去我还是不愿意，我在犹豫中。然而经不住小昌的苦苦劝说，加之我的心早就飞到了父母身边，于是鼓起勇气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说完我立即跳下床，跑到三姐的寝室，把她叫到外面，告诉她此行，并问她要了车票钱（因为我一个人下农村时妈妈认为我很会花钱，每个月给我5元零花钱我总是不够。65年三姐也下来了，因此家里寄来的钱都归三姐保管，企图改掉我乱花钱的毛病。）

我们要行走50多里路才能到达黄阳司车站坐火车回长沙，像这种半夜偷偷摸摸还是娘肚子里出世头一回，一步三回头，生怕后面有人把我们追回去。再说我们四个人没有一个人走路去过黄阳司，只能麻起胆子相互鼓励，硬着头皮匆匆赶路。

天热口渴，匆忙中根本没想着要带水，我们只好在路边的水沟里用手捧着不知道脏不脏的水解渴。大约走了十几里路，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蚊子开始欺负我们了，每人头顶上都是一大群蚊子紧随我们，一会儿一个包，又痒又痛又难受，加上还怕后面有人追我们回农场，提心吊胆的滋味永世难忘。

走啊走啊，总也看不到车站的影子，我渐渐地开始泄气了，心里后悔不该贸然行事，但也不敢埋怨别人，估计别人也跟我有类似感觉，只是不敢表露出来。

突然我们看到了一个刚收割完的稻草堆，码得圆圆的有房子那么高，而且在离公路不远处。我连忙提议：“大家坐在草墩旁休息一下吧！”大家顿时来了精神，加快脚步走到草堆旁，先拽几根草出来垫坐，立即把头靠在草堆上，闭上眼睛睡觉。感觉就像睡在了床铺上……

我们哪里还敢睡，只好互相鼓励：“没多远了，我们到车站去休息吧。”拖着沉重的脚步，又上了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