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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大三我”人格结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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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08-03-24 22:17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中国人如何成为“人”的问题，在儒家学说中已基本解决了。但儒家文化并不能解决关于“人”的所有问题，这就需要其他学说作为“人”学的必要补充，不同学说之间相互争论，取长补短，从不同方面满足一个民族对于文化的需求——任何单一学说都必然是有缺陷的，任何单一学说都不可能满足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全部需求。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道家文化与来自“西域”的佛教文化为补充的，三者之间相互吸取精华，最终趋入融合。在古代历史上，儒、释、道曾多次激烈争辩正伪高下，三者之间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核心结构哲学、宗教与政治三位一体的特色，哲学与宗教共同服务皇权政治的需要，不同文化因政治需要而变化，从不同方面塑造“人”，从而在不同方面满足了皇权政治的需要。

从宗教的角度来说，“释”、“道”都属于宗教文化，而儒学是一种“非典型”宗教，而这正是“三教”能够合流的基础。“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儒、释、道的合流，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上文已经专述了儒家文化中的“三我”人格结构，我们可以把由儒家单一文化形成的“三我”人格结构称为“小三我”人格结构，而由儒、释、道形成的“三我”人格结构称为“大三我”人格结构。

最终，蕴含在儒家文化中的“小三我”人格结构逐渐“长”成儒、释、道文化相融合的“大三我”人格结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北宋时期，儒、释、道合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儒家经学、道家学说与道教、佛教思想精华相结合的基础上，理学孕育并发展起来。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其中渗透了释和道的思辨方法和认识方法。

理学，又称宋明理学，或称道学和宋学。从广义上来讲，它是指宋明时期以研究儒家的六经、四书的义理为特点的义理之学。而一般所说的理学，则是从狭义方面说的，特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它形成于北宋，经南宋进一步发展，至元代而朱、陆合流，到明朝更有新的发挥。理学不仅在本体方面走上了一条儒、释、道三种思想体系互相融合的道路，而且在认识论、人性论、人生修养和范畴使用等方面，也都汲取了佛学和道家不少的东西。理学实际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为核心，佛学的思辨结构作骨架，并吸收了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思想体系。正是由于汲取了佛学、道教和其他哲学思想的一些思想资料、思维结构形式，理学才成为一个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思辨性较强的思想体系，并被确立为皇权专制主义政治的统治思想长达700年之久，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那么，在儒、释、道三者之间，哪一家文化代表着“本我”人格呢？

显然是道家文化。道家文化能够将人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道家文化提倡人的自然本性，强调重生贵已、修道养生，注重人的内心修养，具有较强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国历史上在儒、释、道三教合流之前，曾经有一个流行“魏晋风度”的时代。所谓 “魏晋风度”或“名士风流”，即表现于举止、行为、仪表、言谈中的风格态度。冯友兰先生曾著文谈到“魏晋风度”的4个要件，一是“玄远”之心；二是要有智慧和见识；三是高妙的审美鉴赏能力；四是要有深切的真情。“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 “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情而风流自赏。 “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也许，正是因为精神的超脱，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却是一件很高雅的举动。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中国人精神史上最自由、最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有激情的一个时代，也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时代。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

道家文化不仅对知识分子的人格产生巨大影响，同样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世俗生活，只不过影响的方式不同。像古代知识分子失意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人生态度，在普通中国人世俗生活可能只是“算了”两个字了结了。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所展示出的从更多的方面来说，是道家思想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

在剩下的儒、佛之间，谁又代表着“超我”人格呢？

显然是佛教文化。宗教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麻痹人的精神的作用——麻痹人的精神正符合了皇权政治的需要，这也是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够融入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佛教教义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善恶因果与修行方面的。佛教的善恶因果观与修行法门，既与其它一切宗教、道德说教有共通之处，又自有其殊胜之处。二是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方面的。佛教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真相理论，是建立在佛教修行（主要是禅悟）基础上的成果。当然，从具体内容上看，这两大方面是不可能截然分割开来的。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是：缘起、法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因果业报、三界六道、三十七道品、涅盘，以及自成一体的密宗法义等。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权的政治集团有意识的提倡，佛教迅速地流传和盛行起来。当时的上层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生活上越来越腐化堕落，贵族大臣们大多不学无术，只知道整天吃喝玩乐。这些世世代代过着寄生虫生活的门阀士族没有任何本领，唯一的出路就是靠他们的门第、出身。因此，他们对佛教宣扬的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迷信思想十分感兴趣。他们借此来论证他们所拥有的政治特权与经济利益的合理性。他们今世之所以能享受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之所以受苦难，那是因为前世不行善事的结果。底层人民对于佛教思想往往深信不疑，甘愿受到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剥削压迫。因此，那时从许多最高统治者皇帝到王公大臣、世家权贵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神学。南朝梁武帝萧衍甚至宣布“唯佛一道是正教”，以佛教为正教。

在中国古代社会，温饱问题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人如何生存的问题永远是第一位的。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下，文化的调节功能主要起到压缩“自我空间”的作用，全社会的利益格局总是向极少数人倾斜，因此，佛教作为一种最大化地压缩自我成长空间的宗教是极受统治者欢迎的。统治者通过对佛教的宣扬，以降低人民对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的需求，直至将广大人民的“自我空间”压缩至最小化——全社会的底层百姓往往都是由这样的“干瘪”个体组成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很自然地起到了麻痹人民意志、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也正是历史上有打着道教旗号的农民起义，却没有打着佛教旗号的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儒家文化在儒、释、道三者之间，所塑造的正是“大三我”的“自我”人格。儒家文化注重解决“自然人”最现实的生存问题与人生问题，因而也最接近于政治文化，最能满足皇权政治的需要。此外，其实用主义理性思维模式，能够有效地调节与道、释的矛盾，并能与之较好地融合起来。这也正是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表”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在很多时候，特别是知识阶层常常表现为内道外儒——内圆外方的人格特点。上文中已经详细说明了儒家文化的特点，本文不再细述。

从儒家单一文化的“小三我”人格结构到儒、释、道融合而成的“大三我”人格结构，双重“三我”人格结构将中国人牢牢地捆绑起来，双重文化枷锁让中国“人”无处逃脱。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文化“精华”的理学，公开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用最教条的方式理解“人”的世界。死水一潭的社会生活令中国人失去了创造的活力，从此，“人”在精神上被打入了“炼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沉闷的社会生活让人们只看到一年一年的落叶飘零，腐朽霉变的文化尘垢一年一年地厚积下来，将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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