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的自白书是谁写的？
　　
　　乐之史
　　
　　
　　在民国时代，黄金荣是上海滩第一号大名人，他之所以有名当然不仅仅“青红帮”，而是他交际面实在太广泛，门徒遍城，在上海做过的事体实在也是太多。此人之发迹，既无家族背景，又无漂亮学历，能够无长袖善舞，吃透政商，社会公益也尽过不少力气，确实算是能力超强，行事做人有一套。黄一生基本上没有离开上海，于上海各层社会均有相当之动员力，因此，无论哪种政治势力到上海，都要倚重此人。也正因为此，1949年5月，中共占领上海后，也没有立即将其逮捕，反而不干涉他的营业，当局藉此一方面稳定人心，一方面也可作统战宣传。
　　
　　然而，1950年10月韩战爆发后，形势陡变。全国性的镇反运动随即开始，上海当然不能例外。尽管上海是中国最复杂的城市，在经济上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城市，但是，面对中央的政令，上海地方当局不可能置之不理。如果按照当时“反革命”的定义，黄金荣无疑在劫难逃，理应该被列入第一批镇压的名单。然而，由于政治上有需要，上海当局并没有这么操作，而是想利用其声望推动镇反运动的进行。1951年5月20日，上海镇反运动正在高潮之际，当地的《新闻报》与《文汇报》刊登了一则《黄金荣的自白书》，这份自白书如下：
　　
　　黄金荣自白书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据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循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这份自白书反复遣责自己以前过的是“罪恶生活”，不应该为“帝国主义”卖命，“鱼肉人民”，自己有“封建思想意识”，对自己的行为“深刻检讨”，请求政府允许他“立功赎罪”。自白书里强调自己“坚决拥护”党和政府，“切实遵行”一切法令。并要求其门徒“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最后还表示自己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绝不虚伪”。这份自白书如果真的是出于黄金荣之手，或者由他口述，那么可以说明当局短短一年多的治理宣传实在效率太高。然而，无论从这份自白书的语言用辞，还是内容组织，都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以及政治用意。那么，这份自白书是不是真的体现了黄金荣的意愿呢？也有材料说这份自白书是黄的手下龚天健所起草，由黄盖章，送呈上海军管会。龚无疑也是所谓“旧时代”人物，如何下笔如有神，能写出如此符合“新时代”的文字？况且满篇都是自我诋毁的用词，作为黄的门徒，从基本道义上来讲，大概也不能如此捉笔。那么这份报纸上发表的“自白书”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40多年后揭晓。1999年，在一家文史刊物上刊登了一份源于上海档案馆收藏的黄金荣《悔过书》，这份悔过书的成文日期是1951年5月7日，并当日送呈军管会。离《文汇报》、《新闻报》刊登上面那份“自白书”有13天时间。这份“悔过书”全文如下：
　　
　　立坦白悔过书人黄金荣，又名锦镛，上海人，年八十四岁，住龙门路一四五弄一号。小时候，在私垫读书，十七岁在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廿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因为觉得没有出息，就去投考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考进后，就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来因为我几次破了盗案，升了探长，在五十岁时候升了督察长。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包打听，所以百姓认为包打听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能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谢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悔，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侮，但是里面难免有行为不好的人，或是外面的人时常借我的名气，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日碰头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劳，这笔开销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马路开共午台戏馆来贴补，后来戏馆赚了很多钱，应八仙桥开日新池浴室，上面开日新楼茶馆，有赚下来的钱，一部分办一金荣义务学校，帮助贫苦学生读书。
　　
　　四十岁左右，我在小东门巡捕房做探目，由在小东门有一个姓王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后来巡捕房禁烟，由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来与我商量，请我帮忙，让他们私卖烟土，我就与法国头脑费沃利谈好，就让他们做，现在想想，这种事体都不应该的。
　　我在四十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象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
　　
　　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杨虎是徐福生（共午台稽查）介绍认识的，因为中山先生曾经叫我保护革命分子，那时候杨虎也是参加革命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帮忙。后来法国头脑费沃利因为共进会在外面有招摇事体发生，命令禁止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等要借共进会名义发达他的帮会势力，所以不满意我，因为公务上的关系就与他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等避开，不多时我就辞去巡捕房职务，到漕河泾祠堂退休。
　　
　 　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后在敌伪时期，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所以没有出来做事。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解放前不多时，杜月笙来劝我到香港去，我因为年纪太大了，况且差不多廿多年没有做事，又不问事，专心管理大世界与黄金大戏院的事情，所以没有答应去。
　　
　　解放后，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所以我现在想到从前有许多事是不对的，人民政府对我很宽大原谅，我有说不出的惭愧与感谢。我决定从今以后，多做些对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还要劝我的门生和亲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体，凡是觉得自己有这种事体的，赶快要向政府自首改过，要跟我一样将功赎罪，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还要帮助政府来做好镇压反革命的事体。因为我年纪太老了，脑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后想到的，就报告政府，这要请求人民政府特别宽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爱国的事体。
　　
　　黄金荣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乐之一看到这份《悔过书》，便明白了这里面的蹊跷。这份悔过书，从用词，到态度，以及内容的组织，都基本上符合黄金荣的性格。通篇到处是口语化的上海方言用语，如“这种事体”、“招摇事体”、“爱国的事体”，又如“讲得上话”、“运动法国头脑”、“加些功劳”、“脑筋不好”等等。在陈述自己的历史时，对自己曾经做过的而且认为共产党也承认的“好事体”，都不忘点出来，小到“破了盗案”、办个义校、办洋米救济难民等等，大到保护“中山先生”以及“革命分子”，不为日本人“做事体”等等。全文也没有过分斥责自己的话，只是感觉自己有些事体是“不对的“，也没有用恐吓的语气对待门徒。所以，乐之感觉这份“悔过书”大概算是他的下属龚天健按照他的口述意思所写的。
　　
　　不过，这份“自白书”发表出来，却完全与原文不相同。因此，肯定有哪个部门的人将其按照“革命新话语”以及需要做了很大的修改。修改后的自白书与黄金荣的原意显然有很大的落差，尤其是在做人处世方面，与黄的风格很不相合。还好，黄二年后即病亡，否则后面这份悔过书肯定要成为他新的严重罪证。